根據德盛安聯成員公司PIMCO未來三至五年長期經濟展望，全球經濟復蘇速度迥異，其中一項影響和所帶來的投資機會，便是新興市場將主導環球經濟，而這亦會帶動新興市場貨幣上揚。多種新興市場貨幣（特別是亞洲新興市場以外的貨幣）的收益率亦具吸引力（見圖）。縱使投資者一直注視新興市場，但個別已發展國家如澳洲、加拿大及挪威等，由於當地商品生產商受惠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亦已展開加息周期。
若新興經濟體要繼續成為全球增長的核心動力，便須於某個階段轉型至由內需帶動的經濟發展，並逐漸放棄依賴出口。在這個重整時期，有關國家必須調整貨幣滙率。
在此，讓我們探討箇中關係。試想像在一個生產力急劇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其貨品和服務產量每年均在擴張。若這個國家依賴出口需求，便需以相對疲弱的當地貨幣來吸納逐漸增加的供應。一旦該國憂慮出口需求回落，便會轉為刺激內部需求，向本土客戶銷售本土貨物。
亞洲貨幣多被低估
為維持內部需求，新興國家通常容許貨幣升值，增加當地消費者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理論上，這亦有助緩和環球的緊張局勢，因為此舉有利已發展國家的經濟。由於其貨幣滙率相對較低，出口競爭力便會提高。
《經濟學人》的「巨無霸指數」利用簡單的方式說明滙率理論，並以購買力平價理論為基礎。根據該指數，包括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南韓等新興市場的貨幣均遭低估20%至40%不等。此外，在已發展國家的利率低企，以及大量資本流入新興市場的情況下，新興亞洲國家被迫面對「政策三難局面」。政府必須在資本自由流動、管理滙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之間作出取捨，而我們認為有關政府只能兼顧其中兩項。
香港及新加坡已選擇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新加坡把滙率強勢視作控制進口通脹的有效工具，香港則採取聯繫滙率制度，作為穩定經濟和金融環境的名義象徵。
當然，與其他金融投資一樣，投資貨幣亦附帶風險。我們認為其主要風險在於有時出現大幅的波動，導致貨幣的相對估值突然急挫。對仍被視為風險資產的新興市場貨幣來說，這種情況尤為真確。
德盛安聯資產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