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太后與我》的虛實 - 李歐梵

李歐梵:《太后與我》的虛實 - 李歐梵

我在上文〈洋人眼中的清宮秘史〉中,最後提到關於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死亡「真相」,故意賣一個關子,說「是真是假,且聽下回分解」。其實已經在無意間洩露了我的用心:巴恪思(SirEdmundBackhouse)的這本奇書──《太后與我》,應該當作成「野史」的演義來讀。
「演義」又該作何解?我覺得巴恪思深通箇中三昧,他知道中國傳統中有正史必有野史,也必有演義;明清以來,野史特多,滙為筆記和小說,最有名的就是《孽海花》。這本小說也是從拳匪之亂和庚子事變講起,主人公賽金花是個名妓,後來被高官金鈞(雯青)收為妾,隨他周遊歐洲列國,早有學者研究。但《孽海花》中的人物大多真有其人,它的「演義」成份和作為小說的吸引力在於對於異邦文物的想像。巴恪思的這本「演義」則跡近荒唐,它是一個常在北京的「中國通」洋人對於清廷的想像,但內中顯然也包含了不少真實的材料。

我的基本判斷是:書中的「小事」可能是真,大事則是虛構成份為多。
巴恪思在北京住了四十多年,又深通漢、滿、蒙文(他自認還識藏文和尼泊爾文),當然結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內中不乏王公貴族和宦官。他說不定也進過宮,見過太后數次;又和北京的英國使館有關係,說不定還是一個提供深宮消息的線民。至於他是否太監李蓮英的密友,則無法考證了。在《太后與我》第十七章中說:太后決定廢光緒,而且派了兩個親信太監崔德隆和毛克勤,帶了她的手諭:「茲著皇帝即時自裁,另有旨易大位,欽此」(英文原稿中「旨易」本為「旨意」,後被巴恪思改為「易」,似乎不通,這也是一個破綻),逕赴光緒帝的寢宮,「將皇帝拉下炕,他掙扎但虛弱無力──這是崔親口告訴我,與李蓮英之說法略有出入。先用繩結扼,再用枕頭慢慢悶死了他。」(英文原書第248頁,中文版第300頁)
這一個描寫就令人「拍案驚奇」了,中國人行兇是否也和西人一樣用枕頭悶死?光緒的枕頭是硬是軟?如何「悶法」?
晚清筆記和野史中的另一個說法是:光緒是慈禧在食物中加了砒霜,份量逐日增多,終致於死,這似乎較可信,但也有學者懷疑此說。更有一說是袁世凱奉命去下毒的,則顯得離譜了,因袁本是戊戌政變的告密者,得慈禧寵信,怎敢私見光緒下毒乎?更荒唐無稽的是巴恪思在此章中揭露的另一個秘密:原來慈禧太后也是被袁世凱暗殺的,袁在進見時逼其退位不果後,「拔出一把六連發手槍,向太后連發三槍」,打中腹部,太后「沒有立時不治,而是喊道:『反賊!拿下袁世凱,殺了他。逆子,為甚麼我饒他這麼久?』」(英文版251頁,中文版303頁),最後在群醫束手下,不治身死。這真是匪夷所思,袁世凱怎可帶槍入殿?又怎可揚長而去?我翻閱一本最近出版的袁世凱傳記,內中毫無此一細節,甚至說袁下砒霜害光緒的說法也不足信。
這一段倒真像電影鏡頭,更像是煽情劇(melodrama)的場面,雖然巴恪思在此章最後「附言」中說:「李蓮英和崔德隆分別向我講述事實」(中文版306頁)但死無對證。巴恪思在書中又說李蓮英曾親自將日記托他保管,他遵守李的遺言,直到1924年才看,並將之帶回倫敦(英文版269-270頁,中文版323-324頁),然而至今似乎還沒有人找到。
為甚麼巴恪思當時沒有爆出真相?而且還在他的暢銷書《ChinaundertheEmpressDowager》(1910年出版,中文譯本名叫《慈禧外紀》,由陳冷汰譯成典雅的文言文,於1914年在上海出版,今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再版發行)支吾其辭,說二人皆是病死的。據巴恪思自己說,是英國公使太過喜愛袁世凱,為了保護他,所以下令巴恪思不得洩秘,看來此事更屬子虛烏有。

為了個人的考證興趣(但又不是專家),我順便也買了這本《慈禧外紀》來讀,並作「互文」相照,這才發現我在半世紀前看過此書,內中的一章就是《景善日記》,事後數位中外學者皆認為此是偽造。中文譯者把這篇偽造的洋文日記轉譯成中文,讀來以假亂真。原來內中叙述的就是庚子之變關鍵時刻的內幕,特別提到各王公大臣傾向支持義和團,獨榮祿堅決反對。妙的是在《太后與我》書中巴恪思反而對拳亂之事略而不提,只用了內中的一個小情節:太后率光緒帝離京避難時叫太監把珍妃扔進井裏去!」皇帝跪下懇求,但「李蓮英等遂將珍妃推於寧壽宮外之大井中。」(該書第184頁)記得我幼時初看姚克的《清宮外史》話劇演出,後來又看此劇改編的電影,此段高潮突出珍妃的正面形象,是她自己跳井自殺的,光緒帝軟弱,挽救不及,痛哭失聲。當時我看得十分感動,覺得慈禧太惡毒了,所以恨之入骨。
這一個「偏見」一直持續到我做研究生時代,同班一位同學要以慈禧太后為題寫博士論文,我嗤之以鼻。事隔半世紀,巴恪思的這兩本書是否改變了我的偏見?這就又回到巴恪思對於太后的描寫了。
且不論姦情是真是假,作者對於這位太后的仰慕敬佩之情則表裏如一。然而在《慈禧外紀》中,他的感情則收斂得多,只形容「太后春秋已高,心樂和平。余深知太后的性情,平日極為溫藹,好書畫,喜觀劇,但有時發怒,則甚為可怕。」(292頁);又說「慈禧亦見有普通婦女之性,愛快樂,喜繁華,又有聚斂之嗜好。一生常持樂利主義,盡力以達之,但不為己甚,可止則止。其聰明之識,常能自律而不縱其欲,當辦事緊急之時,從不以快樂而誤正事」(293頁)。反觀《太后與我》之中的床笫描寫,則太后縱欲之情躍然紙上,甚至還屢呼「痛快」!前書中只把她和英女王伊莉莎白相比,但到了《太后與我》的最後兩章,作者簡直把她奉為天下古今第一,非但不遜於武則天,而且更把這「老佛爺」和古埃及的艷后Cleopatra相提並論,甚至引了一句西諺:如果這埃及艷后的鼻子短了一點,全球歷史將會改寫。
這絕對是所講「英雄(和美人)創造歷史」的觀點。然而慈禧真的美若艷后嗎?一個七十歲的老人,保養得再好,難道可以荒淫達旦,有一次竟然是復馭二男,令巴爺精疲力竭?!我發現巴恪思的這本回憶錄使我對太后的偏見更深了。
我反而對這本書的編者DerekSandhaus和中文譯者王笑歌充滿敬意,前者斗膽把此書在香港出版,就須要勇氣,他寫的一篇書序,內容及考證皆甚為詳實,論點也公道;他又說作者和慈禧有染不無可能,如果屬實,倒真要我大跌眼鏡了。王女士是翻譯高手,此書難譯之至,她以文白兼具的文筆將之譯成流暢的中文,可以和另一本的那位民初譯者陳冷汰(此公何許人也?待行家告之)媲美。王女士在譯者序中非但將此書和《金瓶梅》相提並論(此點我不能完全同意),而且特別指出一種特有的「黍離之悲」的人生哲學:朝代更替,「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滄海桑田,人在這大時代的歷史洪流中顯得格外渺小,「參天地之悠悠,會心在遠,才能超脫物我」這段詩我認為道出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

然而巴恪思是否真正能「超脫物我」而「透過情色文學之幕,洞悉黍離之悲」?明朝的李漁和湯顯祖或是(他自稱曾見過的)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我認為有此能耐,但巴恪思似乎還差了一籌吧,他在書中自謙之辭其實是自詡,處處借色情筆調來渲染自己的頹廢世界,這一個同性戀的世界倒是可以和他早年在英國文壇所結交的同性戀世界連成一氣:二者皆是貴族人士居多,但清朝公子哥兒的頹廢獨缺藝術和美學,在捧戲子和男妓之餘,並沒有留下甚麼耐讀的詩詞和小說。不錯,清末有《九尾龜》和《海上花列傳》之類的作品,被魯迅視為「狹邪小說」,雖有張愛玲推崇,但我覺得還是不能和《孽海花》和《老殘遊記》等名著相比。巴恪思在《太后與我》中的妓院和澡堂的描述,似乎承繼了這個傳統,他那首「致桂花吾卿」的獻辭,被王笑歌意譯成一首四言「花譜詩」,可謂恰到好處。可惜我非嗜此道,總覺得巴恪思的這本書和維多利亞時代的色情文學頗有幾番神似,它畢竟揭開了「維多利亞紳士」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然而作為一本真情懺悔錄,我還是更佩服王爾德(OscarWilde)的《DeProfundis》(出自內心深處),那才是千古奇文,讀來令人感慨。巴恪思寫的最多不過是一個洋遺老的「後宮遺事」,說不定也假借和慈禧太后的親密關係而未被後世遺忘,想他在天堂──或地獄──之靈會用到他的京片子說:予願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