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份，我跟老友為預算案上街遊行，在遊行隊伍中遇到名醫吳醫生。吳醫生捨下朋友，陪我們一起行至政府總部。遊行人數比我預期的少，沿途，我一直發牢騷，認為六千元化解了一場政治危機。吳醫生則說，他對香港人有信心。分手的時候，我和他賭一元錢，若人數夠多，是吳醫生贏了，我要給他一元錢。
人數統計出來後，是勉強的五位數字。但吳醫生不認輸，他說，「遊行人數比你預期的少，卻比我預期的多，我對香港人仍有信心。」六四翌日，吳醫生興奮地寫電郵給我，「你看，香港人不是還有點希望嗎？」對！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香港人不含糊。我其實很想輸那一元錢給吳醫生。今年六四，去維園的人數之多出乎意外，我在網上看到，許多從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的人都去了，因為在一國兩制形同崩潰的嚴峻現實下，那些從不參加燭光晚會的人突然意識到，某一天，他們以為天賦的人權，比如點起燭光參加集會的人權、用腳說不的人權並非必然。
今天，我跟老友會參加遊行，我們預計會受阻撓，可能被迫在維園「塞車」幾個小時。我們的堅持也許不能改變越來越惡劣的現狀，但是，世界上，總有一些堅持，是值得的，即使不為自己，也為後代。
維園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