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三角的工廠裏，據非官方統計數字，每年有約四萬根指頭和手掌被切斷。為了每個月千多二千元的工資，千千萬萬個民工還是排着隊把手掌往殘舊老化的大型機器裏送。「我要做一個『社會標本』，要畫上萬個斷指瓶子，擺滿一幅牆，寫下一段打工者的歷史。」《斷指》創作者劉卓泉如是說。
記者：周佳燕
攝影：小明、青BB
「731性質」的社會現場
畫在化學藥水瓶、量筒和標本瓶裏的，是一隻又一隻血淋淋的手指，有的已經僵硬了，變成慘綠色，有的微微屈曲，像在蠕動掙扎中，看得人心裏發毛。這些瓶中斷指，正是由珠三角的工廠日復日年復年發生的截肢意外裏「收集」得來的。「工廠裏切斷手指的意外每天都在發生，因為管理不到位，民工也欠缺訓練。我在09年開始畫斷指，那不是出於藝術衝動，也不是出於甚麼特殊靈感，『斷指』根本就是發生在身邊的事。05年我曾和另一位藝術家一起考察過廣東一帶的城鎮，看見許多打工者如同奴隸般為老闆工作，而且居住條件非常差。例如為免工人偷竊，每天晚上都要將工人反鎖在宿舍。」劉卓泉的說話在冷靜中透出憤怒。
為甚麼要把斷指畫在化學瓶子中？看上去就像在收集斷指的標本。「我是用瓶子在做『社會標本』，它是這個時代最真實的噩夢。用實驗室的容器或者化學瓶子，我是想讓作品更像一個『731性質』的社會現場。」日軍731部隊，在侵華時期曾以中國人做殘酷的活體實驗，例如活體解剖、凍傷和燙傷的實驗，以至人能忍受飢餓的極限實驗等，可謂滅絕人性；但以上的折磨，與今天民工面對的困境，竟有難以置信的相似處。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也在做經濟的大實驗，工人一直是實驗品，在實驗生產力即工時長度的極限，實驗工人對惡劣生活忍受力的底線等。「深圳就是改革開放的樣辦，若實驗成功，全國就會按着這個來做。後來深圳很成功，物質上跟香港差別不大。結果中國所有人的價值觀，只剩一個『錢』字。」
《斷指》曾在北京和香港展出，他說兩地的參觀者對作品都相當好奇，有人誤會那些是真的斷指，當知道背後的故事，反應都很震驚。「即使人在北京，也多數不知道珠三角工廠的慘況，因為斷指等工業意外的事報紙很少有報道。對工廠甚至工人來說，都看得很輕，因為每天都在發生。」
我斷這隻手，要影響三代人的命運！
今年35歲的譚德君來自重慶，他人健碩又熱情，假如沒看見他右手中間三隻手指都丟了，變成一團粉紅色嫩肉，真叫人不能相信他去年才遇上斷掌的厄運。「我做的是汽車零部件廠，在生產線上，我用右手把金屬片放進去，模具下來，把金屬片壓成杯子的形狀，左手再把半製成品拿出來。那天我如常工作，剛把金屬片從右邊推進去，機器失靈了，模具突然壓下來，我縮不了手，三根手指和小半截手掌咻的一聲就切斷，手背和手心的皮都捲掉了一截。當時手掌都痛得麻痹了，腦袋一片空白，有相熟工友幫我撿回那幾根手指，但骨頭都已碎掉，肉都爛開了。帶到醫院時，我求醫生一定要幫我接上去，但醫生說太爛了沒得接，我只得信他。後來有老鄉說，要是到另一間更好的醫院，其實是有機會接回去的，唉，當時我腦裏一片空白。老婆下班後趕來醫院，看見我的手時臉色全變，沒說甚麼，只一直哭。」
原來在受傷以前，他看見老鄉和工友接續遇上意外，早已擔心危險，而有辭工自己搞小生意的打算，「但是錢不太足夠，打算做到去年底，好儲夠第一筆錢。可是有些事你越怕，就越會發生在你身上。」現在他有了一筆意外的錢，又猶豫起來，「現在我甚麼都沒有了，我老媽說得對，要是虧了這筆錢，以後可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了。」說到老媽就說到難過處，原本父母快要退休，就指望他養，而他五歲的兒子日漸長大，開銷也日漸大起來，「我斷這隻手，要影響三代人的命運啊！」
一邊講和諧，一邊剝削工人
在大陸因工傷殘，需要鑑定受傷級別來釐定賠償金額，由最嚴重的一級至最輕微的第十級，若鑑定是一至五級，工廠往後就要支付傷殘津貼。現在右手只剩下拇指和小指、只能把物件握在掌心的德君，被鑑定為第六級，他不服，反覆再申請鑑定，結果也一樣，「鑑定標準在06年改過一次，往後標準都降低了，我這傷殘從前就屬於五級的。不過我還算『幸運』，公司有買保險，一筆過賠了我13萬。有個同鄉小伙子，才20歲，左右手都壓壞了，共丟了8個手指，才算第四級傷殘，但那工廠沒買保險，沒註冊，拖到現在還沒賠償，每月只發他一點點工資，但他還怎能找到工作？現在政府講和諧是不是？時代進步了是不是？為甚麼賠償標準會降下來呢？不可能經濟一路發展，卻把工人看得越來越低！」深圳一直不讓外來工人入籍，很多福利都沒資格享受，叫他很沮喪，「你眼前這社區，從前都是荒地，是我們這些外來工搞建設，也是我們外來工進工廠打工，為深圳創稅收。吸納了那麼多外來人打工，不是該給我們較好的福利待遇，來對全國做個良好模範嗎？外來工卻只得到工傷。去年底有新聞，是個傷殘人打傷社保人員，就因為傷殘評級被壓得很低，賠償太少。我們農村出來的人一般都挺善良，都是被逼得沒辦法，才走去打人。我們把青春都放在這裏，人生有多少個20歲和30歲？最終殘廢了，還受盡歧視。近幾年我對這裏都心淡了。」
就算給我100萬，我也只想要回小指！
來自湖南的全玉蓮因為在五金廠為公司趕工，機器壓下來把左手掌壓碎，最後只保得住拇指和小指。雖然見過別人出意外，最終割掉她手掌的機器已割過兩個人的，但她認為自己是做了十多年的熟手技工，截肢意外是輪不到自己的，「只是那段日子工廠在趕工，人太忙亂，有時從早上7時做到晚上10時，吃飯時間都很短，而且那機器有點故障，結果才會出事。」全大姐的手一共做了四次手術，因為骨頭碎得太厲害，第二次手術她一輩子也會記得，「我想保住小指，但醫生說要從前臂內割皮補上去才行。但手術不能下麻醉藥，因為一下藥皮就死掉了，醫生說太痛，勸我割掉小指，（工傷）評級可能更高一點。但我說就算給我100萬我也只想要回我的小指，你看，現在我可以這樣撿東西（示範拿起手機），之後還想湊孫！但那場手術，我痛得被八個醫生架着，還是從手術台跳了下來！那可不是一刀的事啊，還要逐層皮的割，小心挑開血管和神經。那場手術做了四個小時！是我自己堅強，才保得住這手指。」
花了三個月時間在醫院後，另一場仗卻在等她，因為公司只為她買了賠償額很小的保險，又不願按規定賠償十萬零四千元，勞動辦從中做調解，工廠那邊撒賴說大不了結業也不肯賠。最後竟反過來告全大姐私自亂動機器令公司有損失，要她賠17萬元。「我真很不想打官司，最終卻打了兩場。我覺得太不公平了，到政府處告，但進不了去，保安只叫我約時間再找誰找誰，就是進不了去。不是說大門為工人而開的嗎？我很生氣！」後來在勞動辦和紅十字會的協助下，請了律師，並打贏了兩場官司，折騰了大半年，總算得到九萬多元的賠償。
她們在這裏沒有家人，只有工作
當深圳工人難捱，當深圳女工更難捱。就像全大姐，她十多年前離婚後為了找生計，就毅然從湖南跑來深圳打工，一直努力打工寄錢回家給娘家照顧她的孩子。每個女工背後都有一段辛酸史，劉卓泉說：「女性佔深圳人口比例的七成，出來打工為的只有錢，所以特別怕失去工作。即使在這裏找到結婚對象，離婚率還是非常高，可能因為生活壓力太大了。很多女工單親帶着孩子打工，壓力只有再加大。新聞上報過有女工連續工作上百小時才下班，然後死在工廠門口。在這裏要買房子是不可能的，但租房子仍要花掉很大筆錢，她們在這裏沒有家人關係，只有工作關係，人人都感覺漂泊、焦慮、沒有保障。」
一次劉卓泉到深圳拍關於一個老軍官的紀錄片，而跑到一個墓地，意外發現一個跟自己同樣來自湖北的年輕女孩的墓碑。「你在他鄉的墓園看到葬着一群老鄉，你會想，這裏有沒有與我認識甚至與我有關聯的人？她們為甚麼會死在深圳而不是在故鄉？」繼續看下去，他看見更多來自全國各地女孩的墓，四川、湖南、江西等，那些照片上的女生都是漂亮的愉快臉孔，與一般遺像照很不一樣，令人聯想到她們都是「非正常地死亡」，一個墳墓，就標誌着一份青春的中斷。這後來就成為了作品《葬在深圳的姑娘》，「女孩們多在九十年代死亡，多數是外來工，也有白領，光挑出來做展覽的年輕女性死者照片就有三百多張。」他用鐵板搭成工地的圍板，在上面掛上霓虹燈，象徵深圳在大力發展和五光十色的物質生活，然後把女孩的墓碑一張一張排在鐵板上展覽。在深圳展出時，據說有女生當場就痛哭起來。是感傷，是同情，或許更因為害怕同樣命運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誰都不可以隨便奴役你
未來，劉卓泉計劃用兩年時間做一個更大型的作品，向世人展示珠三角工廠區繁榮背後的悲哀。「我會從工廠採訪入手，到深圳、東莞、順德等地，訪問農民工的生活狀況。另外我將要追查那些深圳姑娘的死因，太多人問過我了，我不能發掘了這件事出來，仍讓她們的死隨着墳墓湮沒。我還要為斷指工人拍紀錄片，了解他們的苦難和故事。」他希望通過藝術的方式去關心社會，通過作品讓低下層知道有人在關懷他們，更希望作品能對社會產生啟蒙作用，「人需要知道該如何看待自己。一個好的社會，該讓人民對自我有認識。只有知道這些，人們對自由有價值判斷，就不會別人說甚麼就信甚麼，更會了解到，每個人都不可以隨便奴役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