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壞事，天天在大陸發生。橫行的河蟹，沒有吃掉壞事，卻天天在吃掉講良心的人。今時今日，居然還有天真的人憑良心做事，是在絕望中對大陸政府還抱有一絲希望嗎？「如果連談都不能談，這樣就來抓我的話，那麼我待在外面和待在監獄裏面，又有甚麼分別呢？」劉卓泉苦笑着說。
記者：周佳燕
攝影：小明（人訪）
沒有誰是安全的
劉卓泉，當上全職藝術家還不到五年，但已做了一連串引起迴響的作品。除了在「香港國際藝術展」中展出的《斷指》和之前的《葬在深圳的姑娘》，他不少作品也以揭示大陸的殘酷和扭曲為主題。
在趙連海近半個月已被抓兩次的背景下，《奶瓶與異形》的主題也不須多解釋了。近距離去看那些畫在奶瓶裏的變種怪嬰，教人惡心和心痛的感覺交替來襲。
《天──上訪》把16台電視機叠到9米高，16個上訪的人，老的、披着孝衣的、展示着血衣的，在不斷地訴說，可是電視都在靜音狀態，因為都被消音了。
各種不幸，說穿了還不是強國背後「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經濟現實，是盛世背後不可告人的秘密。看着劉卓泉的作品，難免叫人聯想起艾未未。
「艾未未，我很喜歡他的言論和立場。他調查汶川學生死亡數字和名單，他拍例如楊佳案的很多紀錄片，都在直接地打擊體制，將體制的問題直接地裸露出來。赤裸得讓政治體制害怕了，他就被抓了。」但他也計劃去調查千百個在深圳「非正常地結束了生命」的女孩的死因，去拍傷殘民工的紀錄片。難道就不怕被抓？「說實在是有點怕的。但我想怕也沒用。我現在有一種感覺，就是沒有哪一個人是安全的，甚麼也不做，某一天也可能會招到這一種侵害。不管你是多有錢或有地位或有名望，只要你的行為踏到某個界線，就會被抓。艾未未很有地位和名望了吧，說真話以後還是被抓。」是甚麼讓劉卓泉甘冒大不韙去說真話？
捱過文革又遇上六四
1964年出生於湖北武漢的劉卓泉，成長在大陸最動盪的年代，他沒福氣享受在陽光燦爛的日子下蹺課的好心情，還不滿十歲就飽嘗當邊緣人的滋味。「我父母原本在工廠當工人，文革時，因為派系運動被迫到農村，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沒得吃，又要做很多厭惡的事，結果待了4年就逃回武漢。可是這麼一來就成了黑戶，當時是計劃經濟，沒有戶口父母就沒有工作，小孩也不能上學。因為是黑戶，知道自己沒有安全，（政府）隨時可以來抓我。還要被人欺負，辛苦開了荒種了地，一大幫人過來把你的苗和白菜全部搞掉，又不許我們養狗，活活打死那狗。整個童年就這樣度過，心裏的痛苦不知該怎麼說，由11歲我開始畫畫，狗的事我都畫過。」這些經歷使他對別人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或許也令今天的他更「不怕」強權。
捱過文革後才重新上學，在86年到大學畢業後，他便決心遠走高飛，離開這個傷心地，到大陸內最偏遠的拉薩，「沒有火車到達的地方才夠遠！」他笑說。輕鬆愉快地在西藏電視台工作，不多久就遇上89年學運。「『六四』是一個橫在我們心裏的坎。我們當時聲援過北京的學生們，集體還捐過錢，當時西藏一家報社還登載了捐款者的名單。」之後生活仍要繼續，但對政府就更失望了。
離開國家喉舌才能說真話
在西藏度過8年後，他彷彿就朝着大陸最發達的方向走，在九十年代中到了廣州電視台，當上導演和製片，那是當時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到了二千年，大國崛起，他就到了北京這強盛的核心，到了中央電視台打工。雖然在電視台拍攝紀錄片，但在國家喉舌裏，他感到，深刻的、真正須要關注的，總拍不到。「04年我40歲，就反思，覺得這不是我要的生活，結果一年沒有做事，只拍了兩個片。後來就有做作品的想法，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說出真正要說的東西。」
事實上從在廣州開始，他就拿起DV，自己找資金，點點滴滴地獨自拍下繁盛背後的腐敗。賣血的、賣器官的都拍過，最深刻的要數上訪者，「03年我在中央電視台，看見門前每天都有上訪的人來尋求輿論支持。小時候沒有戶籍時，曾經也牽着父親的衣角，跟他每天去找當官的，把各種材料給官員看，從市委，到區政府，到省政府，這樣過了四年。看着那些上訪者，感到關係太直接了。03到06年，我在京城幾處地方跟蹤拍攝他們的上訪經歷。他們用撿來的廢紙、塑料袋和木棍搭棚子住，沒得吃時從垃圾箱找東西充飢。」後來那些上訪者都不知去向了，大概還被城管和截訪的在折磨。但劉卓泉讓上訪者感受到關懷，更為他們留下了有力的控訴。
有待平反的實在太多，紀錄和訴說是藝術，也是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