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歷史，時常遭遇的一個情況是文獻不足，能掌握的只是些「斷爛朝報」，無法拼湊出完整的歷史圖像。古人通過文字描述，記載人物事件，探討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情況，難免要摻雜個人主觀的認識觀點與角度，造成歷史材料的片面性。我們能做的，只是盡可能搜集一切材料，通過比對分析，重新構築歷史圖像，提供相對客觀的人類歷史經驗。人們是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生活經歷，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生活時代中的點點滴滴，究竟有甚麼會對後代產生長期的巨大影響，有甚麼當時的「自珍」會變成後世不屑一顧的「敝帚」，而做出清楚睿智的選擇，詳細記錄人類歷史的重要材料。
這種歷史材料欠缺所造成的歷史理解缺憾，也使得一些原本是研究文學理論的後現代理論家（如HaydenWhite）提出質疑，認為歷史與文學差別不大，都是通過想像與虛構，對人類經驗的文字敘述。其差別只在敘述的動機與角度不同，本質上是一類的貨色。假如歷史家硬要強調歷史與文學不同，只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自欺欺人。對於這種極端性的理論，我不敢苟同，因為任何認識論一走極端，就無可理喻，就像是說：人類與狗類也沒有甚麼差別，都是脊椎動物，都一樣要吃喝拉撒睡，都一樣有生老病死。所以，人就是狗，狗就是人，後現代理論家的母親就是母狗，等等。但是，後現代理論家的確提醒我們注意，歷史資料、歷史寫作、歷史事實、歷史理解、歷史意義之間，有着很大的斷裂與縫隙，有着相當吊詭的關係，不可能直接畫上等號。
比如說，瓷器的發明與使用，絕對是中華文明對人類的偉大貢獻，也是物質文明擴散在全球歷史發展的無比大事，比帝王將相的家世與家史要重要得多。但是，我們有連篇累牘的帝王將相歷史資料，甚至知道每一個開國皇帝是不是跟他父親吵過架，是不是用木桶打了井水洗澡，卻不知道瓷器最初是何人（who）發明的，是在何時（when）發明的，在何地（where）發明的，是如何（how）發明的。我們學歷史，到底在學些甚麼（這可算是個what）？
我們還時常誇耀中國的四大發明，指南針、火藥、紙、印刷術，如何對人類做出偉大貢獻。其實，仔細想想，指南針與火藥為人類帶來甚麼好處？為中國及世界的人們貢獻了甚麼？早期大力推崇中國三大發明（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的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顯然是從西方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些「新生事物」，是對西歐崛起與拓展帶來了莫大的好處，對歐洲殖民全球提供了最「給力」的工具。中國人是甚麼時候開始誇耀「四大發明」的？我沒有進行過研究，推想總是清末民初接觸了培根的說法之後，聽到洋人誇讚就飄飄然，大講特講，膾炙人口，以至於婦孺皆知，編入教科書不說，還不斷向外國人宣傳中國科技文明古已有之，為人類科學發展提供了基礎。提供了甚麼基礎？戰爭科技發達的基礎？帝國主義侵略殖民的基礎？我們為甚麼不誇耀中國人發明了瓷器，給人類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清潔衞生、實用便利的工具，改善了人類生活的品質？難道這不是中國的一大發明？仔細想想，這一大發明，是不涉及戰爭硝煙與屠殺流血的，是不涉及攻城略地與奴役殖民的。當我們探討歷史理解，探討歷史意義，難道不應該重新審視瓷器的重要，不應該把瓷器放在指南針與火藥之上嗎？我們難道希望人類後代的歷史認識，重戰爭輕和平，鼓勵殺人放火、掠奪資源，反對改善民生、重視民瘼嗎？或許我在此強調對比，有人會覺得我在顛覆「四大發明」的歷史地位，不能謹守歷史的客觀性，做出過度誇張的陳述。不過，我相信大多數人能夠理解我的意思，不會反對我提出瓷器的重要性，及其引發的歷史意義的吊詭性質。
近十年來，我一直帶着幾位青年學者研究陶瓷，進行「陶瓷下西洋」計劃，研究中國歷代瓷器外銷的情況，想摸清楚外銷瓷器的規模、類型、產地、在國內的運銷路線、合法與走私出海的港口、海上運銷的路線、停泊的中轉站、最後的目的地、以及當地使用瓷器的方式。促使我研究這個項目的動機，跟上述的歷史意義思考有關。首先，就是文獻資料缺乏，過去的文字記錄零零星星，歷史記載很少，也完全不重視，不知道瓷器的發明、運銷、使用的全球化歷程，有甚麼歷史意義。其次，當然是因為考古材料的出現，可補文獻資料的不足，讓我有足夠的實物資料，重新審視瓷器作為物資文明載體的意義。全中國大量瓷窯的發掘，世界各地水下沉船考古的發現，使得瓷器作為歷史文物以及歷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成批成批的浮現在我們歷史認知的模糊領域。
許多人收藏瓷器，是當古董珍品來把玩的，我卻喜愛撫摸散佈在世界各地，從瓷窯或海底發掘的殘破瓷片，從中看到比較完整的歷史畫面，看到從中國隨着海洋的波濤，擴散到世界各地，人們是如何帶着歡欣的笑容，使用中華文化的偉大發明，改善了他們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