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古蒼梧小說《舊箋》的「開篇」。作者在這裏展開了一個敘事遊戲──以書信文本為敘事的一個角度，以註釋為另一個；由兩個不同敘事者的第一身，並進地敘述一個發生於六十年代的故事。但故事的男主角（受信人）則沒有參與，他的故事只能通過信件和註釋去了解。這除了給讀者留下較大的想像空間外，還使註釋者的敘事兼有第三身敘事的客觀性，變成雙重身份的敘述，可以自由地出入於故事與歷史、戲劇與現實之間，為讀者的閱讀平添更多趣味。
入院住了兩個多月。老李說我那個蝸居住了三十多年，牆灰剝落，斑駁如圖；舊書刊堆成垃圾，白蟻把床鋪書桌都光顧了，怪不得舊病復發。於是他二話不說，趁我住院期間，找人給我裝修；還發動學生來幫我收拾，添置家具。出院後回到家裏，窗明几淨，煥然一新，還以為錯進了別人的地方。
光亮的地板上有一紙箱，箱面寫着：信件及文稿。「這些東西，學生不敢碰，留給你自己整理。」老李說。
老李走後，我憑窗而坐，享受滿室的清新與寧靜：鳥聲。夕照在對山的翠綠上鍍金。
一抹斜陽投射在紙箱上。我把它打開，映目而來是一個陳舊的公文袋。牛皮紙上的字已褪色，用藍墨水寫的：
海媞的文學作品，請代保管。
你有興趣，或可將真人真事隱去，成書發表，讓海媞的才華留在人間。
黃子
一九八一年臨別香江
拿着公文袋細看這幾行字，不禁悵然外望，金碧輝映的草木都波動起來，澎湃向那遙遠的歲月……
海媞辭世已四十多年，黃子赴歐後，忽渺無音訊，於今也三十多年了。他們倆都是我的大學同窗。黃子（現在應叫「老黃」了）是我的好朋友，而海媞，也許是黃子當年的女朋友。為何說「也許」？因為黃子告訴過我，這事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儘管當年玩在一起的朋友，都認定他們是情侶了。
黃子說弄不清楚應該是事實。但他對其他朋友從未這樣說過，大概是怕傳了出去會傷了海媞。我比較確定此事正是在收到這個公文袋的時候。
上面寫着是「文學作品」，但當年沒有朋友知道海媞在寫作。不過，我第一次遇見海媞鬧了笑話，卻是因為把她誤作那時一位年輕女作家綠袖子。在大學學生會舉辦的文藝座談會中，有人告訴我綠袖子會來，但消息不能公開，因為這個作家很靦腆，要保持低調。她來只為了解一下大學生對本港文藝的意見，不願張揚。我在《中國學生周報》、《大學生活》、《盤古》和《明報月刊》都讀過她的小說和散文，毫無道理的跟許多讀者一樣：由於欣賞她的才華而期待她的美貌；要求作家也像演員，色藝雙全。那天，海媞和一位跟她差不多年紀（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一道來。女孩子有張三角臉，帶了黑邊眼鏡有點像米奇老鼠；衣飾尋常，沒留下甚麼印象。海媞的卻至今仍記得：一頭長髮用墨綠絲帶束起來，湖水綠絲襯衫，和絲帶一樣墨綠的長褲子，草綠帆布鞋，鵝黃短襪。兩人一道坐着，女孩子在大家鼓勵下偶然講幾句話，海媞則總是微笑着聽別人發言，始終沒有開口。靦腆、低調，除了襪子全身不同層次的綠；鵝蛋臉，眼睛特別亮，鼻子特別挺，有作演員的條件，就皮膚有點黑，莫非她就是……茶點時間，我按耐不住，竟忘了傳訊人的告誡，冒昧問海媞是不是綠袖子。她開朗地笑起來，大方得像個男孩子，搖搖頭，反問道：「你大概看見我全身都綠吧？我不是文藝界中人。我是跟這位小姐來的。」我的臉頓時發熱，卻還厚着面皮指着她身邊的女孩子問：「會不會是她？」「你自己問她吧。」女孩子主動說：「也不是我。但我看過她一篇散文說：她起這個筆名是因為喜歡一首叫〈綠袖子〉的外國民謠。」我這笑話可鬧大了，弄得自己滿面通紅。
打那次起，我就留下了海媞不搞寫作的印象。但她對文藝是有興趣的，所以她和那個女孩子很快就跟我們一班搞文藝的人玩在一起。大家熟了，答案也揭曉了：我第二次猜猜對了。那女孩子果然是綠袖子。
這是一個使我遺憾的真相。也許潛意識裏，我仍希望海媞是個作家。黃子公文袋上的幾行字又燃起我的期待。這是海媞的「文學作品」麼？打開公文袋一看，竟是一疊信件，用一根綠絲帶紮着。都是海媞寫給黃子的信。不免又一次失望。但還是一封封的把信讀了。雖已事過境遷，卻還很想弄清楚黃子跟她究竟是不是男女朋友。
海媞的文字簡煉多彩，卻完全沒有文藝腔和強說愁的感傷，一點也不像初出茅廬的年輕作者。節奏是明快的，像她爬山時靈猴般的動作。除了最後兩三封信稍稍透露了一點她和黃子的情感關係外，其餘的都不像情書。談的儘是那個年代年輕人的所思所感。寫信的日期是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兩年，正值大陸文革高潮，香港也發生了「五月風暴」。報上天天都是內地的文鬥、武鬥：炮打司令部、批臭、鬥臭，紅衞兵、紅旗、大字報、坦克車、手榴彈，連車頂都站滿紅衞兵的火車……硝煙吹到了香港：罷工、罷課、示威、暴動、土製「菠蘿」（炸彈），大字報貼到港督府，鎮壓、防暴警察、催淚彈、豬籠車（囚車），左派明星傅奇、石慧被解出境……像海媞這樣出生於二戰後香港的青年，在平靜的歲月中成長，忽逢此局，未免徬徨。
每封信都很用心的寫，字斟句酌；對感性事物的描繪，非常細緻，字字如在目前；連書法和格式也下了工夫，難怪黃子說是「文學作品」。但正正是這四個字出自黃子之口，使我覺得這些信對他有一種疏離感。信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句子：「謝謝你總那麼平靜地聽我的喋喋。」「你總是像一個耐心的老師，不厭求詳地解答一個笨學生的蠢問題。」這是感激還是抱怨？黃子這種旁觀式的回應，是海媞所期待的麼？
現在看來，那應該是一種含蓄的抱怨。最後一封透露了其中消息：這封信，只有上下款和日期，中間是一片空白。我初讀此信時，被這片空白震懾住了。算算日子，此信與前一信發出日期相隔足足有三個月。這一片空白，已不是抱怨，而是絕望的抗議了！
為甚麼海媞忽然不給黃子寫信了呢？也許我還應該問一個更早的問題：兩個人住在同一個城市為甚麼不約會而偏要寫信呢？那是為了創造一種浪漫抑或像許多不敢造次的初戀情人那樣是一種互相試探的方法呢？如果是後者，就難怪海媞最後那樣遏然而止，因為試探的時期已太長，情感經不起這種虛耗。
這些信件我一直保留着，卻沒有按黃子的期待，「把真人真事隱去，成書發表」。因為我想：要編成一本怎樣的書呢？若編成書信集，則海媞不是名人，誰有興趣讀她的信？若改寫為小說，這些信卻只說了半個故事。當事人一已不在人間，一又人間蒸發，我雖略知其事，卻沒有足夠的感受和才情去寫成一個作品。
所以，這些信到今天，也仍是一疊信。
一恍眼，幾十年過去了。生活在這個城市的人，隔岸觀火地渡過了文革（當然也有少數人親身體驗了），某程度參與了改革開放，親歷了香港回歸，從烽火連天、動亂處處的二十世紀跨越到二十一世紀，面對着人類新的難題：金融風暴、氣候變遷、環境惡化、資源耗盡……百多年來乘搭着英國方舟的香港人，忽然面對滔滔洪水，有的慌惶四散，有的還算沉得住氣，靜觀其變。鄧小平決定收回香港的時候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回歸十多年，香港變不了多少：治港的「港人」是港英留下來的官員、政客、地產商和媒體大亨。看不出這些「港人」有甚麼新思維，儘管他們最喜歡談「創意」。倒是大陸無日不變。先變得像港、台，再變得像日、美，一日千里，急不及待的走進西方預設的棋局，豪邁地參與博弈，引起世界性的驚恐：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汽車生產國，有相當於一個美國人口的美式消費能力，植林減排的速度追不上小汽車排碳的速度……
海媞跟黃子在信中討論文革的時候，無法想像中國今日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我們那時所期待的麼？那時，我們也談過回歸，我們要回歸到這樣的中國麼？當然，我們也感到徬徨，我們的思想也是駁雜而混亂的，卻仍可模糊地辨出一條歷史與文化的脈絡。我們的八十後呢？他們是我們的孩子、學生、觀眾和讀者，他們對生命的感受，似乎只餘下私人的記憶。但在行動上，卻並不比我們缺少勇氣。他們會為保護皇后碼頭而靜坐；會為反對興建高鐵作苦行式示威，甚至絕食抗議。可是他們卻多不知道，皇后碼頭原是為每一位到任的殖民地總督舉行登陸儀式而建的；多不知道，全國興建高鐵，是國家交通環保措施的一部份，也和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攸關。
這當然不能怪責孩子們。因為歷史和文化從我們那一代開始已斷層了。我們有一小部份人曾努力去修橋補路，但那一點點痕跡卻總讓政治風暴與現實環境冲得無影無蹤。當年為配合地產商發展土瓜灣臨海地區，港英政府要處置海心廟旁紀念宋帝昺投海殉國的宋王臺石；辦法竟是把它切成方塊，用來裝點啟德機場公園。而在我們那一代人中，卻聽不到抗議的聲音！也許那時多數人的感覺是：寄人籬下，客隨主便，怎好多嘴？何況我們從內地移居香港，不正是為了逃避政治麼？要逃避政治，就得像桃源中的武陵人那樣：不知有漢，何況魏晉？
香港畢竟不是一片桃源。它的殖民地歷史得以延續，正是基於政治現實的需要。我們那時約相當於今天八十後或九十後的年紀，文革的硝煙與火光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歷史的灼熱：那蔭庇着我們的「籬下」，原是我們自己的，是讓別人強佔着的。如果我們之中有人主張把它奪回來，我們怎麼辦？這裏有立場問題，也有現實問題。
海媞信中所反映的正是這種迷茫。香港原是個歷史的傷口，新的政治或現實情況總會延長它止血結痂的時間。其中複雜的玄機並不是我們那時可以了解的。即使是現在，也仍難看透。
那個年代，在我們創作的，每年都唱的《賀歲歌》中有兩句：「從哪裏來，往哪裏去？我們問誰？」那時許多人的答案會是：「從中國來，到外國去。」現在若再唱這首歌，許多人的答案會不會是：「從外國來，回中國去」？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依然迷茫；我們的下一代，迷茫的煙霧，似乎經已消散。借來的時間耗盡了，借來的空間尚有可為。他們以一種簡捷的方法來面對政治與現實的變化：忘掉歷史！或者，使自己相信：香港的歷史是從他們這一代開始的。
但歷史可以這樣隨意摔掉麼？歷史正正要告訴我們，即使跑到外國去也摔不掉。回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便得首先面對歷史。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是無法把自己的生命簡化的。我們應該讓孩子們知道：沒有捷徑可走！
海媞的信件也許會引起下一輩人對自己歷史的興趣。我想起在二戰結束不久出版的《安妮法蘭克日記》。那是一部小說，改編自十五歲死於納粹集中營一個猶太少女的日記。此書引起世界性的轟動，即使在和歐洲歷史關係不大的日本也很暢銷。安妮日記是世界大歷史的感性紀錄，海媞的信件自無法相比；但作為香港小歷史的感性紀錄，對我們下一代人還是應該有參考意義的。我決定把這些信件整理註解，成書出版，希望能引起年輕人的注意。至於黃子所期待的文學評價，就留給讀者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