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後人及一些左派人士發起公訴茅于軾、辛子陵的運動，這首先是一齣鬧劇。他們既然認定茅于軾《把毛澤東還原成人》一文、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一書，是「赤裸裸的侮辱誹謗」，為甚麼不直接入稟法院，還想要全國人大代為出頭？所謂「北京市人民公訴團」，更是滑天下之大稽，50名發起人，那怕再加上三、五萬聯署人，就能代表北京市人民？
中國《刑法》規定，侮辱罪、誹謗罪是「告訴的才處理」，即有人認為被侮辱、被誹謗，並具狀入稟，法庭才會處理。近年內地一些公安跨省緝捕記者、網民，指他們的報道或言論，誹謗當地黨委或政府官員，結果多淪為鬧劇，並受到輿論譴責，就因為公安濫用公權力，替官員出頭，違背了誹謗罪是告訴乃論的原則。
重演文革大批鬥
荒謬的是，左派在所謂「公訴書」中聲稱：「任何人都有發表自己言論的自由，但任何人都沒有侮辱誹謗別人的自由。」但無論公訴書，還是左派的網文，不是攻擊茅于軾為漢奸，就是攻擊辛子陵為「共產黨的叛徒」，如此扣帽子、打棍子，無非是將他們念念不忘的文化大革命的大批鬥重演一番而已。
值得關注的是，左派發起公訴運動，又不只是一場鬧劇，而是中國政治向左轉、法治倒退的結果。中共即將進入換班階段，高層權鬥白熾化，由太子黨薄熙來在重慶發起的唱紅歌運動開始擴散，令那些懷念文革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人士大為亢奮，令那些懷念毛澤東、懷念文革的人士大為亢奮，因此叫囂：「如茅于軾、辛子陵這樣的人多了，我們的文化也確實需要革命一下。」
左派人士要全國人大介入，責令檢察院、法院公訴及審判茅于軾、辛子陵，還上綱至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一來是他們心虛，知道法庭極可能不予立案，二來也是仿效當局濫用經濟、治安罪名懲治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的手法，濫用顛覆罪逼當局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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