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北部福島及仙台大地震，這就令我想起魯迅先生在仙台的故居是否安然無恙。地震發生後一天，我給日本友人市橋打電話，託他代查一下。越一日，市橋來電告覆：「魯迅仙台故居未受波及，屹立如舊。」我也就安心下來。
魯迅先生在一九○四年到仙台的「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即東北大學醫學系前身）跟隨藤野先生習醫，到○六年中退，前後在仙台耽了兩年。
魯迅故居位於東北大學的正門附近，是一座二層普通日本舊式民居，右側矗立着魯迅碑，上寫「中國偉大的革命家、文學家魯迅年輕時在仙台學習，最初居住在這裏」。市橋還告訴我，仙台故居還有郭沫若的題名「魯迅故居跡」。
一九○九年，魯迅回國，先後在杭州、紹興、南京棲住過，直到一九一二年赴京任教育部部員，始定居北京，先是跟二弟周作人同住八道灣十一號，後兄弟翻目，魯迅就移居阜城門內宮門口三條二十一號的一幢小四合院。這四合院我在一九九九年曾去過一次，只記得院中有魯迅在散文中描述過的兩棵棗樹，跑馬看花，印象不深。
二六年八月魯迅在北京受到軍閥緝捕，再加上新月社諸君子的圍攻，倉忙離京赴廈門大學教學，二七年又輾轉至廣州，同年四月十五日廣州爆發清黨事件，魯迅又再出走。同年十月三日到了上海。自此魯迅長居上海，直至一九三六年逝世為止。
魯迅在《三閒集》序言中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都放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
在上海，魯迅有過兩個住處，一是虹江路景雲里二十三號（二七年至三三年），魯迅日記曾誌其事：「八日晴。上午從共和旅店（魯迅初到上海下榻處）迻入景雲里寓。」其二就是山陰路一三二弄九號的「大陸新村」（三三年至三六年），一九三三年三月日記云：「二十一日曇。決定居於大陸新村，付房錢四十五兩。」這便是魯迅先生的最後故居，他在這裏一共住了三年有多。
我於一九九八年從香港回到了闊別四十六年的故鄉──上海。回上海第一件事，是去看「大世界」，尋找兒時的回憶。「大世界」依然，可我的感覺已是大異昔日了。至於第二樁事，便是去看魯迅在上海最後的故居。人生路不熟，我由小黃引領，從閔行區的旅館，乘的士直奔虹口區。魯迅的故居是一幢紅磚紅瓦的三層樓房，底層圍牆裏有個小天井，魯迅曾在天井裏親手種植了桃樹、紫荊花和夾竹桃。穿過天井，進門便是一大間會客室，擺着一張棕褐色的長形木桌，周圍有五把木椅子。這時我才發覺魯迅家裏，並沒有沙發。在臨街的北窗上，還掛着一幅厚厚的布幔。我問故居的女幹部這用來作啥？女幹部回答：「三十年代，國民黨特務常踅進弄裏窺探魯迅先生的動靜，為了避免屋裏情況外洩，就用厚布幔遮掩。魯迅先生通常是坐在北首的椅子上，背對窗，這樣特務就無計可施，先生也就較安全！」
客廳不大，西牆放着書櫥，書不多（註：魯迅另有書庫，在狄思威路）。書櫥一邊有一個三層木架，放着各式玩具，那是魯迅愛子海嬰的寵物。離木桌不到一箭之所，立有一個木屏風，後面就是飯廳，放着一張廣漆八仙桌，四把鏤花圓椅（那大概是故居裏最值錢的東西了）。西牆角掛有雙層碗櫥，裏面散滿不同顏色的碗碟，仔細一瞧，居然沒有完整的一色一套。奇而問女幹部導遊，對曰「那都是內山書店老闆內山完造遣人送菜餚來時剩下的，魯迅捨不得掉，就留下自用了。」
飯廳後是灶房，側邊是一條樓梯，通向二樓。二樓亭子間，大抵只有五平方米大，放着一個玻璃木櫃，裏面擺着魯迅先生在仙台學醫時的醫療儀器，其中一副聽診器，膠管已發黃，在陰暗的空間裏，幽幽散着歷史的陳跡。我佇立觀望良久，彷彿看到了魯迅先生孜孜地跟隨藤野先生習醫的情景。二樓南面是卧室兼書房（魯迅是大作家，可他卻沒有獨立書房），靠東是一張黑鐵床，床對過依次放着許廣平的梳妝枱、茶几和大衣櫥。糊着半透明花紙的南窗下，是魯迅的木書桌，上面放着紙、筆、硯、煙缸和枱燈，枱燈旁邊是一個陶瓷筆筒，裏面插着魯迅用來寫文章的金不換毛筆。書桌旁有一張竹藤安樂椅，魯迅寫作倦了，便躺在那裏抽煙憩息。安樂椅旁，有一個三層木架，頂架上放有用厚絨裹着的茶杯。上海冬天嚴寒，茶易凉，就用厚絨包着暖氣。
這時，我看到書桌上放有一篇未完的文章，那便是魯迅臨終前十月十七日撰寫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正想跨前看，卻被女幹部攔住了。幾經懇求，才偷偷讓我跨過圍繩，趨前退後，近瞻遠望。魯迅的字蒼勁有力，正跟他的稜稜風骨相合。房間裏的日曆正翻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那頁上，而梳妝枱上的時鐘則凝止在「凌晨五時二十五分」。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凌晨，魯迅先生便是躺在這張質樸冰凉的黑鐵床上與世長辭的。
日本大地震後十日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