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宇寬先生今年八十歲，來港前在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任教數十年，有良好的音樂功底和俄語能力。在中央音樂學院從事蘇聯音樂著譯及為蘇聯專家講學的口譯工作，在音樂學院講授過「俄國音樂選粹」課程。1982年移居香港後從事音樂著述。也許你會問：靠音樂著述可以生活嗎？在他這部文集的「作者補記」中，他告訴我們，「一切都多虧了金潔（他的妻子），特別是來到香港後的30年，正是她以卓有成效的教學工作打下了經濟基礎，全家的『內政外交』都由她一手操持。若不是她，一切幸福都談不上。」
作者的父親是國民黨的軍官，1948年國共內戰後期，父親要帶17歲的作者去台灣，但作者當時對國民黨的腐敗，社會的黑暗，已有體會和認識，對中共的進步宣傳則有嚮往，而且他正在國立音樂院學習，不想讓專業學習前功盡廢，所以拒絕隨父親赴台。當然想不到留在大陸會沒完沒了地「革自己的命」和「夾着尾巴做人」。
文革開始，作者被指為「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孝子賢孫」，加上一目失明，自卑和絕望交織，眼看四十將至，歲月蹉跎。然而萬萬沒有料到，比他年輕許多的金潔走進他的生活。作者說，「她要克服多少內心的障礙和外來的壓力，才能跨出這前景黯淡，荊棘滿途的一步。」
值得毛宇寬欣慰的，還有他那在大陸出生在香港成長的兒子、鋼琴家毛翔宇，他學而有成並對父母至孝。毛宇寬文集的出版，他不僅出資而且全力投入編輯出版工作。從妻子兒子對他的好，使我想到毛宇寬的個性人品必有使他身邊親人感佩之處。性格決定命運，幸福不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