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崔衞平，我們會說：電影學院那個老師。她在學院裏教學，從事電影研究，這專業身份是她日常的標籤，但更多人知道的她，是「敢於說話的人」。
瞧，我用的形容多古怪。我只說她是敢於說話的人。在一個具有特異性的國家裏，「敢於說話的人」是一種令人產生默契的稱謂。她是獨立知識分子，在這國家，獨立性，意味着危險。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最近的發言來解釋，那就是「特立獨行的人」。
艾未未失蹤後，外交部發言人對於這還未定罪的藝術家的表態是：「在中國，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的人彎曲。」特立獨行是罪名！
撰文：鞠白玉
部份攝影：金與心
1956年生於江蘇，著名繙譯家和批評家。84年獲南京大學文藝學碩士學位，同年開始任教於北京電影學院，99年升任教授至今。代表作《帶傷的黎明》《我們時代的敘事》《思想與鄉愁》等，繙譯文集《布拉格文集》《通往公民社會》《哈威爾文集》等。崔衞平是《零八憲章》的其中一位簽署者，被歸類為持「異議」的公共知識分子。
去年底我曾聯絡她，那時我只是想和她討論中國獨立電影。那時是一個敏感的時期，她和朋友們正為了劉曉波領獎的事情發表聲明。但是在我們通話後的幾個小時裏，她在去捷克大使館參加畫展的路上受到員警的控制，失蹤了十幾個小時後她回到了家裏，也被迫取消了我們約好的訪問。她用一種克制有禮的語氣告訴我：先等一等，等到一切事情平靜下來。
「一切平靜下來」的這天，我以為我見到的女人會有一種凌厲的氣質，應該如同她的大部份文章一樣，嚴肅且謹慎。她的住所在京郊一處鬱鬱葱葱的隱密院落裏，當門打開，我看到的是一個個子嬌小滿面笑容的中年女人。
她的笑容很恬靜，塗着素雅的口紅，短髮和黑外套，典型的學院教師打扮。她的書房沒有女性化特質，看不到任何一本柔媚的抒情書。她的樣子是高興的，隨便我問她甚麼，她都先用笑意回應着。這出乎人的意料。她在生活裏非常的溫柔從容。
她說：我讓你失望了嗎？也許我的存在就是為了讓人失望的。
所以我決定立刻糾正一種常規的思維慣性。她並不是一個激進派，她其實只是一個普及常識者，是一個正常人，她做她認為正確和自然的事情，她表達她真正要表達的東西，而已。「出乎意料」是我們對失語司空見慣，所以對發聲者反倒持了特殊的心態。
這個文革時下過鄉的77級南京大學文學系的畢業生，她和她那代人的成長履歷沒有太大分別，在八十年代受正統的大學教育，讀了研究生，熱愛文學寫作，研究電影。是甚麼令她成為一個要說真話的人？
問與答
員警問：「你的生活令人羨慕，看起來一切都一帆風順，你幹嘛要說話？說那樣的話。」
她笑，「我是人，是一個『個人』，我並不站在某個立場，我只是關心言論，關心別人的言論和自己的。」
龍應台問：「在別的國家裏，遇到公眾事件，總是藝術家和作家們發出聲音，為甚麼大陸不是這樣？」
她老實回應：「這問題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想。」
失語與發聲間掙扎
沒人知道他們怎麼想，如果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可稱是「政治事件」，而非「人類事件」，這種失聲也是令人訝異的，甚至那些我們所熟知的善用政治題材創作的藝術家們，在藝術家和律師失蹤之後，集體沉默。這次是他們自動放棄話語權。
「某種折磨實際上已經很長時間了，在失語與發聲的掙扎和掙脫中，我們已經累得筋疲力盡，而仍然找不出言詞，找不出任何可以採取的方式。然而在這樣的沉默中，我們會不會由此而變得麻木，變得熟視無睹，變得見怪不怪？這是有可能的。而這種時刻，也正是我們的死亡之日，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死亡。」這是她在一年前發表文章中的摘錄，用在現在正適時。或許用在每一刻都合適。她理解為是「人和人缺少相通的聯繫」。
「這是很樸素的原理，卻在我們的國家缺失了。現在的治理方式就是阻止人們去思考和別人的關係，不讓你建立這樣的東西，人會越來越覺得無力感和孤獨，缺少社會團體和歸屬感。人們除了上班睡覺吃飯，真的不知道自己原來也是有其他能量和空間的。藝術上也是，我不知道他們的爆發力會怎樣積累，已經沒有根基了。」
她的文章多是一種「反思」與「反省」，沒有對立性的批判。甚至她一直強調去「政治化」。「我是作家，一切都在我的寫作範圍裏。為甚麼談論一些事情就要被政治化？」
她擁有一個新浪博客，但是不斷地被刪貼，她有一個牛博網的博客，現在已經無法登錄，她有一個微博客，名字是：「崔衞平不能用的微博」，現在只有可憐的幾頁保存。她受到指令，不可以寫。我想知道她的心情。她說：「我並沒有傷害感。就像員警找我時，我說你們沒有來之前，我就徹底明白我在做甚麼，明白你們會來。我不迴避這些事情。」
超前與先鋒
員警對她說：你做的事情在現有的框架裏超前了。他們用「超前」來形容，並不用「錯誤」。
甚麼叫先鋒？「我看政府倒是很先鋒，你看《環球時報》批判艾未未的文章，可不可以文風不那麼霸道？能不能回到一個正常的秩序和道理裏？」
從溫存的一段開始
她譯了捷克作家，前總統哈威爾的全集。像是一種偶然性，她說若不是遇上這不安的時代，自己這種「沒出息」的人只會是安安靜靜地。雖然她將繙譯哈威爾看成是一種業餘，但她獲得了一種通識上的認可，哈威爾提倡在公共生活中說真話，這種道理放諸於文學和電影上同樣見效。她也笑說在學院給學生講課，講人類情感和個人化的時候，常覺得像是面前有一堵牆，費了許多年力也打不通。
她近三十年的教學生涯將在今年結束，本來可以申請博士生導師的位子，也因為她的公共知識分子身份受到影響。婁燁和王小帥都曾是她的學生，她更關注婁燁。就像她對於女作家伍爾芙和波伏瓦，她偏愛前者。「波伏瓦們跟生活和人群沒有一種有機的關聯，她們從事的更像是文化英雄。可是人是不用當英雄的，我不喜歡風頭人物。」
她常年浸在影像裏，寫電影理論，對中國電影有價值觀的擔憂。「電影應該建立在社會的主流意識價值裏，可是中國官方那套已經失靈了，社會正在形成一個價值觀，這正好是一個斷層期間。社會應該構成一個氛圍往前走。現在社會氛圍這樣晦澀，反常，藝術家們又不肯幫助社會價值的形成，或是自己的價值底線太低了。我們的導演不但不超前，比觀眾還落後。」
在《思想與鄉愁》的序中，她道來自己寫作觀的建立過程，但在結尾有那樣溫存的一段我始終不能忘。她說當她還是一個學生，她在眾人面前發言，結結巴巴地，很多人不屑和不耐煩，只有一個男生說：讓她把話講完。她那一刻充滿了感動，幾年後嫁給他。雖然後來他們離婚了。她一直記得大學那次不被允許開口的痛苦經驗，被要求生活在無聲世界裏的經驗，被暗示自己的意見無關緊要的經驗。「可是越不讓我說的，越是在我內心翻滾不已」，直到今天。
女人的福氣
我發現，訪問中她總是注意茶杯裏的熱水是否添滿，時常站起來拿起水壺招待。對於身處於時常受監控與警告的人來說，她全無緊張之感。我想是因為她另有一部份真實的生活，那的確是屬她個人的。她從前在博客文章裏也會插進幾首小情詩，那是寫給她丈夫的，那個溫文爾雅的香港人。說起他來，她的語氣裏充滿感激，「作為女性，我未曾柔弱過，只是敏感，對身處這世界的別人的不幸的敏感罷了。我先生真是一個優秀的人，他恰是呵護我的敏感。他給我的天空很高，任何事情只要我願意，他都會鼓勵，這不是每個女人都有的福氣。」
鞠白玉，
滿族女，
八十後，
達達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