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我的老師，真名萬家寶，曹禺是其筆名。他出生在天津，原籍湖北省潛江市。早年在南開大學讀書，後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在學校認識了比他低兩屆讀法律的女同學鄭秀。
鄭秀端莊秀麗，有大家風範，曹禺被她吸引，1933年，曹禺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當年畢業。北京的時局很不平靜，學校當局決定提前放假，畢業生免於期終考試，以全年平均分數定畢業成績。學校六月初就放假。曹禺沒有回天津，他要求鄭秀也別回家，鄭秀以在校複習功課為名，也沒有回南京。兩人整天在校園圖書館，西洋文學系閱覽室大廳內，一張長條桌的一端，相對而坐，各做各的事，有時輕輕的交談幾句。曹禺埋頭創作他的處女作劇本《雷雨》。鄭秀不但是《雷雨》的第一個忠實讀者，而且用工整娟秀的小字，將文稿謄寫出來。他們從相識，相知到相愛很快就墮入熱戀之中。
暑天傍晚的校園，他倆從圖書館出來，常常在荷花池畔，小山石上，草坪之中，促膝而坐，娓娓而談。有一次他倆談得入神，曹禺為了送鄭秀回宿舍，匆忙中把眼鏡遺留在草地上，直到自己回宿舍後才發現眼鏡沒有了。八月初《雷雨》初稿完成。深秋，《雷雨》在清華園誕生，那時曹禺只有二十三歲。他把《雷雨》送給他的摯友章靳以。1934年春，靳以將《雷雨》推薦給巴金，巴金讀後非常賞識曹禺的才華，立刻將《雷雨》刊在他主編的《文學季刊》上，一部嶄新的話劇《雷雨》問世了。
曹禺和鄭秀經過三年戀愛，於1936年11月26日在南京平倉巷的瑞德奧同鄉會舉行了隆重的訂婚典禮。靳以、巴金，從外地趕到南京參加他們的典禮。巴金送給鄭秀一個會發聲、會閉眼的洋娃娃。鄭秀對巴金感激的說：「家寶沒有您的賞識，如今還是個窮學生。」
1937年曹禺受聘於南京國立戲劇學校（兩年後改為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當年夏季抗日戰爭全面開始。學校西遷到長沙，在那裏開課。曹禺和鄭秀在長沙舉行了簡單的婚禮，主婚人校長余上沅，賓客中有陳治策夫婦、吳祖光等。
我是在1938年夏，考入「國立劇專」的。那時認識了曹禺。曹禺是校教務主任，學校開西洋文學史、劇本選讀、劇本概論、編劇等課程，曹禺還給學生排戲做導演。在學校，我們稱他萬先生，知道萬先生新婚不久。萬先生經常和我們在一起，卻很少看到他的夫人，有時偶然碰上，我們都恭恭敬敬的叫鄭秀一聲「萬師母」。
1939年春，學校為了躲避日機不斷來重慶轟炸，又搬到了長江上游的小縣城江安。我們知道萬先生家添了個女兒萬黛，有了個掌上明珠，萬師母更深居簡出了。後來又有了小女兒萬昭。再以後我們又聽說出現了個第三者。曹禺和鄭秀一段美滿的婚姻，就此破裂了。
鄭秀讀法律系也喜歡戲劇，原籍福建，家住南京，是南京中央監察院高官鄭烈的大小姐。南京撤退到台灣時父親鄭烈要鄭秀一起走，那時鄭秀已經和曹禺分居多年，獨居帶兩個女兒生活。鄭秀說：曹禺不離開大陸，她也不走。
全國解放後的1953年，我從北京電影製片廠調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從西城搬到東城的「人藝」宿舍居住。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金魚胡同西口碰到萬師母和萬黛。我不假思索的脫口而出叫了聲「萬師……」，忽然想起他們已經離異了，就此剎住，沒想到鄭秀聽了我對她的稱呼，眼淚馬上脫眶而出，說：「我已經不是你們的萬師母了。」在熱鬧的街道上我非常尷尬，忙安慰她說：「不要這樣，你們住在甚麼地方我去看你們。」萬黛說，「不遠，對面胡同裏一拐彎就到，西石糟二號。」我隨她們回去，我們一邊走一邊談，鄭秀悲傷地說：「以後你不能叫我萬師母了，稱我鄭大姐吧。」我說怎麼可以，那不把輩份搞錯了？「唉！」她說：「甚麼輩份不輩份的，就這麼稱呼吧！」從此以後我就改口叫她鄭大姐了。鄭秀告訴我，她和曹禺是1951年協議離婚的，那時新婚姻法規定，男人不能一夫多妻。戲劇家歐陽予倩、張駿祥去說服鄭秀：為了家寶的名譽，希望她接受現實。鄭秀嘆了口氣對我說：「過去我愛家寶，嫁給了他，現在我仍然愛他，我成全他，我同意離婚，希望他幸福。」曹禺、鄭秀是在戲劇學院裏辦的協議離婚手續。見證人，男方是歐陽予倩夫婦，女方陪同鄭秀去的是周有光夫人張允和。協議內容明確規定，曹禺給兩個孩子撫養費，每人每月三十元，到十八歲成人為止。萬黛當時是十二女中的初中生（前身是很有名的貝滿女中），十二中離我們劇院和我的宿舍很近。萬黛很懂事，有時來劇院見到我，總說：「你沒有事的時候常來看看我媽媽，她一個人在家很寂寞。」那時鄭秀在郊區一個聾啞學校當校長，每周回家一次。風裏來雨裏去，常年如此。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去她家，她剛從郊區回來，棉猴還沒脫下，坐在椅子裏直喘氣，臉被風吹得發紅發紫，我不覺的為她心痛。她站起來，開朗地說：「你來得正好，我去把二姐（張允和）也請來，我們在一起聊聊。」張二姐允和，同鄭秀在江安認識，以後一直來往不斷，成了鄭秀的莫逆之交。我也認識張二姐，她的兒子周曉平是我的乾兒子。我們三人在一起，很自然的談到江安歲月的往事。我沒有聽到鄭秀說曹禺的一點點不是，總說：「我那時年輕不懂事，以為結了婚就萬事大吉，在江安我很快生了萬黛，把心都撲在孩子身上，對家寶的感情就淡了，加上我脾氣不好，任性……」我們勸她過去的事，不要再提了，現在你是獨立女性，自食其力，比那些附在他人身上生活的女性強得多。
忘了是在哪年，政府有政策號召「歸隊」，鄭秀從郊外的聾啞學校到了燈市口的十二女中教英語，在那裏工作到退休，始終一人生活，也沒有交過男朋友。
我們劇院在1953年底開始排《雷雨》，我被分配演繁漪。我去鄭大姐家向她請教時，她談到在清華園裏萬先生和她寫《雷雨》的情景。她拿出一個小箱子給我看，裏面有一尺來長，長方形包得很整齊的書信，說：「這是家寶寫《雷雨》時寫給我的信。」我不解地說：「你們天天在一起為甚麼好要寫信？」她說：「有許多當面難以啟齒的話，對着紙寫就無所顧慮了。」鄭秀沒給我看內容，我知道這屬於隱私，不便問。
「文革」中，曹禺、焦菊隱、歐陽山尊、葉子、趙蘊如、舒繡文、楊薇、于是之院長以及我等，都被關在沿馬路的一所布景工場中被稱為「牛棚」房子裏學習毛主席著作，進行勞動改造。一個三九寒天，天還沒有亮我們就起來勞動。曹禺和男同志在路邊抬煤，我負責掃街。我彷彿看到對面路上有個人站着不動。這時天已大亮，只見那人頭上包着頭巾，穿着棉衣，站在那兒還是不動，一直等到曹禺他們抬完煤不再出來了，才慢慢從馬路對面走過來。她低着頭，從我身邊擦肩而過。我看清楚了，那是鄭秀大姐。因為我們是專政對象，不敢說話。我看着鄭秀朝十二女中的方向走去，她的雙肩在微微顫抖……幾十年過去了，鄭秀依然掛念着曹禺，深愛着曹禺。最可惜的是，曹禺寫給鄭秀的那包書信，在文革中鄭秀怕被抄出來公開，有損曹禺形象增加他的罪名，含着淚把它們全部焚燒了。
「文革」中，曹禺的第二位夫人，柔弱的方瑞去世了，曹禺已經到了晚年，鄭秀更關心曹禺了，經常要女兒萬黛去看望曹禺，有時還帶點自己燒的菜去，她說只有一個保母陪家寶是不行的，好心的朋友們以及他們的女兒都希望他們能復婚。鄭秀是願意的，可曹禺卻遲遲不表態，不知為甚麼？
「四人幫」被粉碎後，全國召開第一次「政協」會議，上海代表團代表的張駿祥，看到同為代表的曹禺常去他們團裏串門，就說：「家寶身體有好轉了。」他不知道曹禺又戀愛了。過了一些日子，張允和二姐約我去她家，對我說：「萬黛來說，她爸爸已經結婚，她說不出口，請周媽媽（允和）向鄭秀說說。」允和二姐來找我商量如何說法。允和擬請鄭秀吃飯，她問我是飯前說還是飯後說。我說還是飯後說吧，否則飯就吃不好了。吃飯時鄭秀後到，她表情嚴肅，坐下來悶聲不響，不一會她突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她邊哭邊說：「我都知道了，你們別瞞我了，家寶又結婚了。」說完嗚嗚大哭。允和二姐要勸她，有光兄說讓她哭出來宣洩一下好，免得憋在心裏，哭出來要好受些。
以後鄭秀隨萬黛住進了萬黛所在醫院分配的宿舍，和我們住遠了。但是她每周四的下午仍然要去允和二姐家相聚，我看她香煙抽得更凶了，經常咳嗽喘氣，身體很快在衰弱下去。1989年的夏季我從外地學習回來，知道鄭秀病了，住在醫院裏。我和她的二女兒萬昭約好了去看她。我去早了些，萬昭還沒到。我見鄭秀大姐因肺氣腫不能躺下，只能坐在床上。她見到我說：「你是家寶唯一常來看我的學生，你是家寶的好學生。」我默然無語。她又斷斷續續自言自語地說：「我和家寶只相聚了短短幾年，我把一生都交給了他。不過在那幾年裏，家寶寫出了《雷雨》、《日出》等劇目，那幾年也是家寶創作的頂峯，我知足了。」
我出來的時候想着，鄭秀呀，鄭大姐，你病成這個樣子還惦記着曹禺，我真想為你痛哭一場。
如今寫《雷雨》的曹禺和目睹《雷雨》出生、為《雷雨》催生的鄭秀，都駕鶴西歸了，他們兩人在清華園唯一的戀愛見證物，一束情書也化成一縷輕煙，但是經典的《雷雨》將永載入史冊，曹禺的塑像上有鄭秀的一坨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