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劉再復）：魯迅有孤獨感，但他一生都未曾孤芳自賞，顧影自憐。也沒有舊文人那些習氣。我們所以能感到魯迅人格的詩意，就在於魯迅身上一點也沒有舊文人的酸氣。
李（李澤厚）：我從中學開始，就喜歡魯迅的《孤獨者》，你注意了沒有？魯迅的《自選集》，並沒有選上《孤獨者》。
劉：我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未選這一篇，也許是他覺得《孤獨者》太冷了。
李：魯迅了不得的地方恰恰是他既熱情滿懷又非常冷靜。這冷靜也是一種藝術形式。巴金的小說有熱情，但只是宣洩熱情，缺少形式，從而沒有審美意味，遠不如魯迅。孤獨者在深夜裡那一聲如狼長嘷，何等孤獨，何等寂寞，又何等意味深長，那是極其熾熱的聲音，卻是非常冷靜的筆墨。
劉：魯迅內心是熾熱的，但他的作品形式給內心的烈火一種冷的外殼。魯迅身上又有一種很深刻的懷疑主義。「從來如此，便對嗎？」從第一篇小說開始，他就懷疑。懷疑使人冷靜。他揭露中國的國民性，只是從病理學的角度去揭露，去展示，至於國民性能否改造，人性是否改造，世界是否改造，他從來未說過樂觀的話，他顯然是懷疑的。阿Q至死都不覺悟，高喊「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等於說二十年後、二百年後的阿Q還是阿Q，無可改造，看透了這一切就冷靜了。
李：魯迅有懷疑精神，這與他生性多疑有關係，像李四光那麼好的人，他也懷疑。曹操多疑，毛澤東也多疑，那是君臨大位所使然。魯迅的多疑可能與他「從小康落入貧困」等人生經歷有關，他看透了人情世俗的虛偽，「從中可見世人的真面目」，從而懷疑一切被稱為美好的東西。魯迅抨擊梅蘭芳，那是偏見，但對李四光等人，卻是多疑，他還懷疑過許多人。記得在《略論魯迅思想的發展》中，我說過魯迅對人對事從來不輕信。
劉：我一直感到，魯迅對人性是不信任的。不僅是對中國國民性。人性的貪婪、人性的自私、人性的虛偽，這一切魯迅看得很透徹。他的小說《弟兄》，你可能不太留心這一篇。
李：我忘了它寫了什麼？我對藝術上不成功的作品，包括魯迅的好些作品，我都記不住。但我對魯迅的許多材料還是比較熟悉的，也曾想專門寫魯迅，後來作罷。
劉：魯迅在「五四」時以激進的態度和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對儒、道、釋三家都沒好感。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將之一；對莊子他則從頭到尾也沒有好感過。對釋，他則批評中國人虛假的實用主義的「吃教」，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恐怕沒什麼可爭議的，奇怪的是，他終其一生，最後如你注意到的，蓋棺定論的還是「民族魂」。感受他的人生整體，讓我們感到他不僅沒有離開中國文化，而且還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魂魄。你對這一現象似乎還沒有作過解釋，我很想聽聽你的見解。
李：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覺得對中國文化，魯迅是得其「神」，不在乎其「形」。他身上恰恰體現了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求生存、求溫飽、求發展，也就是「天行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的總精神。凡是有益於這一目標的他都吸收，凡是不利於這一目標的一概批判，他說過，凡是阻礙中國人生存、溫飽、發展的，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均一概打倒。看似激進反傳統，卻抓住了中國文化的根本，這比那些大喊國粹至上、國學至尊的古今名士要高明的多。是魯迅而不是這些國粹派才真正是中國的「民族魂」。
劉：有礙生存、溫飽、發展這三者，都要加以抵制，加以撲滅。這一態度，他在《忽然想到》一文表述過，又在《北京通訊》中再次表述。（兩文都收入《華蓋集》中）。魯迅的態度極為鮮明。當時這套三墳五典、金人玉佛等傳統糟粕，非常猖獗，確實窒息生命活力。不能不掃滅。中國的文化整體是求生的文化，進取的文化，魯迅確實抓住了這一點。他雖然也批孔，但他又肯定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易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魯迅抓住「生」的總方向，這與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是相通的。
李：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生而有罪」文化不同，也與佛教的「空」文化不同。你說過魯迅不諱言教書是為了「糊口」，「吃飯哲學」。他很重視生活，重視肉身，沒有肉身哪有靈魂？沒有「臭皮囊」，哪來靈魂的創造？基督教把肉身視為「罪」視為髒，魯迅並不這麼看。他要喝牛奶、吃魚肝油，很重視肉身，很重視身體健康。魯迅也不同於「空」文化，前邊我已說過，他始終在人間，儘管這個人間如同地獄，但他還是站在人間的黑暗中，扛住黑暗的閘門，不避世，不厭世。這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總體是「慶生」，是「喜」生，是「多子多福」，魯迅超越了啟蒙，「孤獨彷徨」可說是領悟到「空」（對存在意義的懷疑甚至否定），但並不因此而擺脫世間去作「自了漢」。他始終沒有脫離人間。他最後那些雜文，稱之為匕首與投槍也罷，仍然充滿人道關懷人情眷戀，這才是偉大的無與倫比的魯迅。
劉：魯迅對「安貧樂道」、對愚忠愚孝、對封建宗法制確實極其反感，但他對人間的苦痛又那麼敏感，他熱烈地擁抱是非，熱愛地關懷民瘼，熱烈地愛與憎等等，都與中國的樂感文化、求生文化精神相通。你曾講過，西方文化的長處是思辨藝術，中國文化的長處是生存智慧。求生存，確實是中國文化的魂魄，魯迅倒是真的得其魂魄。
李：對。還有一點，我曾指出魯迅和中國普通農民的天然聯繫，魯迅的身心不沒入上層的士大夫文化中，而是十分關懷底層的農民大眾，他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與此有關。
劉：魯迅在《中國人失去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儘管他看到中國文化的許多病態，但對中國及中國文化並沒有失去信念，為什麼？因為還有底層的人民在。所以他說，要看「地底」。他對閏土、祥林嫂這類底層農民的苦難充滿同情，但沒有失去信心。魯迅始終有這一份關懷。
李：西方強調面對上帝，他們的孤獨是面對上帝的靈魂孤獨，所以是純粹的「個人主義」，突出的是靈魂歸宿問題。而中國知識份子，當然是指像魯迅這種知識份子，他們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面對底層，靈肉不徹底分離，這仍然是儒家傳統，這一點在《史論》裡也強調說過了，五四那些急進反傳統的人恰恰是深受儒學和傳統影響的人，他們才是傳統的真正繼承者。這是魯迅的人道主義重要來源之一。所以魯迅說他總是在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徘徊。你說魯迅有懷疑主義，的確有，他似乎懷疑一切，也懷疑上帝，但他並不懷疑底層勞苦大眾和替他們說話的人，他認為他們是中國的脊樑，這一點很不簡單。
劉：西方知識者的孤獨是靈魂的孤獨，突出的是靈魂歸宿的問題；中國知識者關懷人世、重視生活，靈肉不徹底分離，突出的其實是「肉」是「生」，你點破這一根本區別，極為要緊。魯迅心中沒有天父（上帝），但有地母（勞苦大眾）。他顯然也是重視生活，靈肉不分離。這一點，與儒相通。魯迅除了呈現中國文化「求生、慶生、謀生」的總精神之外，他自己還加進了一條「能殺才能生」。這一條使他總是積極，總是拼搏，晚年意識到時日無多，更是敦促自己要「趕快做」。生命途中有時感到絕望，他又「反抗絕望」，繼續展開希望，繼續發出自己的聲音。
李：所以魯迅的文章就表現出一個最根本的特點：愛恨分明。這不是簡單的情緒，而是融入了思想判斷的情感，魯迅的雜文之所以是文學，正因為它具有這種鮮明的。具有思想深度的情感。
劉：魯迅的作品很有感染力，包括雜文，也很有感染力。這種感染力來自情感。文學感染人的力量歸根結蒂是文學的思想情感力量。周作人的作品缺少這種感染力。他骨子裡接近莊子（不是儒家也不是釋家），但也缺乏莊子那種大氣魄。莊子那種「扶搖直上九萬里」的大氣魄還是很有健壯的感染力。（下）
二○一一年二月中旬於美國Boulder
李澤厚，劉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