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文章」的作者強世功有中國官方身份，又是重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發表的香港言論可能會被認為有權威性，所以本文才花大篇幅去整理、去理解這套矛盾重重但也發人深省的文本。
中國官方對香港的論述，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至今，有相當的連貫性，香港《基本法》反映了主權主張、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憲政的微妙結合，可謂是矛盾的統一，是鄧小平認同的「創造性傑作」。
在中國的民間，網上較激烈的言論似更不願意容忍特區的特權，幸好這並非主流的聲音。
官方論述本來相對穩定清晰，可是個別官方智庫學者的言論，以強世功為例，試圖在官方論述之外，添加了一套新敘事，把香港放進一個重新演繹的中國當代史裏，以說明中共政權與大清帝國式的中國天朝傳統有著連續性，使得原來大家理解的官方論述複雜化。
同時，強世功因為要肯定兩代領導人的永遠正確，在論述中遮蔽了中國過去六十多年部份不堪的歷史。
中共建政六十多年的所作所為如土改、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六四、宗教迫害、囚劉曉波等，才是決定港人認同或不認同中國的終極原因。這也恰恰是中共的香港論述不願意面對的。
我們必須承認，影響香港人、香港身份認同、香港主體性成形的最重要決定因素（雖然不是唯一因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和表現。1949年後「香港問題」的最重要奠基時刻，就是共產黨1949年在大陸執政這個事實。這是很多中國人在49年前後、60年代初及文革後大規模合法或偷渡移居香港的主因（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這是從中英聯合聲明到97回歸前這段時間──特別是89六四後──幾十萬香港人移民外國的背景。這是為什麼需要一國兩制這樣的安排。這是為什麼至少一半以上的港人要求普選民主的動機（雖然不是唯一動機）。這是香港特區之所以要成為特區、以及一國為什麼要兩制的所有解釋中的最終解釋。
香港人和香港身份，主要（當然還有其他次要）是相對於大陸而建構出來的，背後的歷史原因無關民族認同，而是對共產黨在大陸建政和政績的回應。這點不能迴避，否則不可能理解香港問題。
中國每一個改變，也改變港人。壞的事情如89六四把港人推得更遠，好的轉變如改革開放經濟成長把港人拉近。香港人心回歸，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是否能把內地的事情做好。如果中國政府不自我檢討而整天怪港人拒中，那是本末倒置。
或者說，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往往是一種被衝擊然後回應的關係，中國衝擊香港，香港回應中國。也就是說，只要中國改好，香港人對中國也會改好。
但是，在某些從黨國角度出發的論述，恰恰從來就在掩飾中國歷史真相，甚至要把壞事說成好事。因為遮蔽了六十多年的「中共暴政」、壓抑了「專制」這個終極符號，中共的香港論述只能轉移視線，如認為香港人不認同中國，純是因為港人受英國人和西方擺佈誤導，好像港人是沒有自己思考能力與毫無自主性的，或港人只分為愛國者（親北京）與假洋人。「香江文章」中就充斥著這樣的見解。
當然我也注意到，強世功在結集出版的《中國香港》一書中對自己的認知已經有了一些調整，他曾補充寫到這樣一段話：「我們必須明白，香港人『恐共』『拒共』的基本民情和『抗拒回歸』的心態固然是由大英帝國文化政治的手法所塑造的，但也不能不承認香港的悲情是由內地一手造成的，香港人的愛國熱情是被內地一次又一次的失誤所消磨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是在無家可歸的情況下，被迫為自己尋找安頓心靈的家園」。可見強世功也明白香港的「基本民情」，「抗拒回歸」是「內地一手造成」，可惜他沒有以這點灼見作為基本架構來建構「香江文章」的論說。
天朝主義在取向上是維護「多元一體」的一國多制格局，並主張以香港為參考模版，作為中國以後治疆拓邊的統治實驗田。天朝主義並不反對「特區」和民族地區「自治」。但天朝主義同時特別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視特區的存在為中央審時奪勢、因地制宜的統治術，而不是以法律協定（如《基本法》）或地方人民的自治權利來看待一國多制，特區自治的憲法地位受貶抑，一國與多制之間的猜疑也更難以消解。
香港特區《基本法》是帶有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性質的，是尊重個人權利的，而天朝主義恰恰與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精神最為牴觸，更在內涵裏沒有個人權利的考慮。
天朝主義的論述架構，還傾向將特區「去政治化」，視特區為實現中央統治術的被動對象，最好是一個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區，至少不要加大政治化，這與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區現實有著認知的落差，削弱了這個論述對香港現狀的解釋或開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誤判。香港過去的六十多年，是處在一個不斷加大政治化的漫長過程中，也即是個人權益、維權意識、公民社會、公共參與、身份凝聚、港人主體性、社會自主性等「政治」特質逐漸突顯的時代。
天朝主義的思路也比較不能處理特區早已成形的主體性，甚至對特區人民的自我身份認同抱著懷疑態度。
但其實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或叫香港人的「主體性」，是確切和生猛的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人對香港的認同不曾因為回歸而消減，反而好像因為港人治港增加了香港人當家作主的願望。
主權國應該怎樣去理解香港人的主體性？
首先，港人認同香港，不等於說港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與台灣的情況很不一樣。
其次，香港認同並不妨礙香港人接受中國主權和一國兩制的安排，也不妨礙兩地緊密合作：今天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已遠超過49年後任何一個時期。
第三、認同是好事，香港人認同特區，不正是穩固「兩制」之一的「香港制度」的基石嗎？認同是有助於穩定的。試想想，若內地人都認同內地制度，內地不是更穩定嗎？
第四、49年以後，因為中共建政，邊界確立，經濟發展，制度特殊性、城市經驗、本土文化發展與他者（外人）建構等諸多原因，大部份香港居民逐步形成身份的同一性。但是，在「認同香港」這一點以外，港人在具體事務上的見解是有很大差異性的。譬如說，兩個同樣對香港有認同感的人，一個可以是親近中國政府的，另一個可以是反感中國政府的。
第五、香港認同與親中是可以並存的、是不矛盾的。部份港人堅持批評中共政府，不是因為他們認同了香港所以如此，而可能是這些港人特別有歷史感，特別有正義感，甚至特別愛國（如司徒華），所以才批評中共。中共治港班子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內地在過去六十多年以至今時今日的一些黨和政府行為，是造成這部份港人反感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主要原因。理解到這一點，也就找到人心回歸的方法，問題是中國政府願不願意真的促成這部份港人的人心回歸。（譬如說：平反六四？）
最後，因為香港人的主體性確實存在，中央的香港政策不能對之視若無睹，不能否認它的物質有效性。在中英主權談判時，港人沒權參與，但在香港治權問題上，港人是主體。
關於香港論述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維度，一種迫切的反霸權維度。處於這個華文思想界的部份人士在積極建構新宏大中國論述如天朝主義的時候，光是依靠代議民主論述、去殖民論述、主位出發的香港本土論述及微觀書寫尚不足以平衡新的中國論述霸權。雖然不少香港書寫者都對國族大敘事有直覺與知識論上的懷疑，並且很多人也在試圖尋覓一種難以套路化的開放式話語，即一種解放的、平等的、多樣的、加權本地人的甚至「原汁原味」的話語，但我們也知道一個地方在自己的宏大論述缺位的情況下，它就會「被論述」了、被別人的口水淹沒了。然而我們也不願意為了需要大論述就隨便拼湊一套大論述。作為當前的書寫策略，對治加諸香港的國族宏大論述，本文只嘗試挑起對等宏大的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