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聳立在天安門的是孔子的銅塑像，日子是1月11日，地點是中國國家博物館北廣場中心。美洲《世界日報》在正版頭條新聞宣稱：「孔子回來了！」更認為這代表「北京官方將全面恢復中華文化的地位，並（與台灣）爭取文化正統的論述權」。
中國官方很保守，只發佈新聞說：孔子銅塑像將成為天安門的一個新地標。再隱隱約約地暗示：「國家博物館北廣場有著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民日報》海外版）因此暗示政府這樣做是可能有特殊含意的，但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則沒有明言。我在北京的朋友Sisci先生，他是一個在中國住了20年、有中國太太、在網上有個論壇的漢學家，則解讀為中國將會變成為一個儒家化、資本主義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耶非耶，還有待未來歷史的證實。但中國的網民可能也意識到中國政府要向儒家思想修正其上層的政治意識形態，反彈是相當激烈的，有70%以上的網民是反對的（官方「人民網」1月17日公佈對22萬網民所做的民調）。最大的反對是認為孔子代表儒家，而儒家代表傳統的封建社會制度，這個制度在兩千年統治中國之後，千瘡百孔，幾乎使中國亡國滅種，是毛澤東先生領導中國人站起來，才能有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種強烈的反對約佔20－30%，其他比較溫和，認為儒家教人寬厚仁愛，是有它的優點的，但認為近代普世價值的民權、自由、民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都沒法與提倡三綱五常的儒家道統接軌起來，因此，把過時的儒家應用到近代政治上是完全不合適的。在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看看當政者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
在民生上，中國政府是相當關心並且順從民意的，這從近五年來對三農政策的全面革新，把義務教育和醫療帶到農村，都是值得人豎起大拇指誇獎的大善政。去年對物價的通貨膨脹的抑制也是迅速有效的。只有在樓價上頭，雖然政府有大動作，但亦未能立竿見影，那是先富起來的一代，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一套戰略太精通了，政府是否能有效地控制樓價，那還是未知之數。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政府的成效也不顯著，特別在文化內涵方面。內涵是很抽象的東西，而且背後存在著一種精神，那可不是能夠憑借行政命令所可以完成的。中國有一支傑出的官僚團隊，他們非常專業而且幹練，那是北京外交界所公認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能有效地創造人類史上的經濟奇迹。這個團隊對實質性的東西例如經濟而言，是能夠非常高效率地處理的。也因此在文化形式方面中國能夠非常高超地營運文化實體的，例如孔子學院，于丹女士《論語》井噴現象，對孔子的大鳴大放，包括電影、漫畫和書籍。但對電影、漫畫和書刊的內容則沒法用行政命令去創造，因此假！假！假！都是生按白造的水貨，導致文化部長蔡武先生如下的慨嘆：目前流行的文化包含著大量低俗、偽劣、淺薄的貨色。不獨通俗文化如此，連孔學研究也不例外，唯一可以稱道的是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有一本名字怪怪的書《喪家狗》，從傳統考證觀點來說，這是一本非常扎實可觀的作品，可惜缺乏現代哲學思維架構，因而未能帶領思想界進入嶄新的孔子世界，創建全新的孔學文化。
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只說自己的經濟體系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否有一天會打出「崇孔」的旗幟呢？沒有人能確定，但從在天安門置像來看，這一天可能會出現的，雖然目前還未作正式的宣佈。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乃是中國還是有一部份人不能接受孔子的。或問：打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政府決定以孔子作為他們所需要的文化符號呢？2004年11月第一個孔子學院在韓國首爾成立，如此，給了我們一個大概的年份，那就是，在2004年之前的二三年間，中國已決定要用孔子作為中國的文化符號的。照一位司長級的中國大使館工作人員說，早在1997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訪美時，就已討論是否要利用儒家道德教育來協阻官員的貪污趨勢。認為新加坡是一個儒家意識形態的社會，政治清廉，可為借鑒。最後卻認識到，新加坡的史治清廉乃是因為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儒家道德教育之議也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但在1997年至2002年間，有小康社會的提出，那已是一個儒家的概念。當2000年開始要建立孔子學院時，中國是以舉國之力來進行這件事的，孔子要被從牛棚中解放出來，在統治層中，是已達共識的了。但中國群眾在多年批孔的氛圍下能接受嗎？乘時而起的是大佈道家于丹女士，2006年尾，以她一流的口才和戲曲功架，征服了中國的大叔大媽大兄大姐（台大教授傅佩榮先生說于丹的觀眾大多沒有看過《論語》的評語可能是正確的）。一時間，全國山河一片孔子熱。
于丹能有如此傑出的成功，原因有三：一．她對中國大媽大姐的心理琢磨得非常透徹，能把《論語》解讀成她們愛聽的話；二．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導致人心敗壞，詭詐、自私、冷漠是形容社會人心的常用語，從農村大地而來的純樸的溫情蕩然無全，做父母的不想自己的孩子變得人面獸心，想到舊社會的純樸，那一定是他們所念的古文舊書使他們有道德感，於是掀起送孩子去正規學校外的舊式學堂的風氣，目的是為了給孩子有機會念《三字經》、《弟子規》等古文，這個運動發生在于丹《論語》井噴的五六年之前；三．政府的支持，于丹的出現可能不是政府安排的，但在她初始成功後，政府的支持度是不遺餘力的，例如，連續七天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介紹她，國企逢人就送她的書籍，當發生博士研究生結群批評她時，北大人大校長出面安撫她。于丹女士喚醒了群眾對孔子的熱情，或者如她所說：喚醒了遺傳在中國人深處的孔子DNA。但由於她所佈道的內容缺乏實質性的永恒的東西，她也沒法為中國建立一個新的孔子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