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央集權、以文明自居、自稱繼承帝國的傳統政治理想、疆域可大可小的天朝，難免讓鄰近的、歷史不久的民族國家起疑。強世功等天朝主義論者為建構現代中國政治「大空間」的努力，是否真的符合當前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值得商榷的。
同樣，天朝主義論者擺脫西方政治話語的嘗試，也很有局限。
天朝主義論者普遍想改用中國傳統資源來建立自己的政治觀念及確立中國的例外性，依他們的說法：中國不是帝國，也不是民族國家，大家不要用這些西學觀念來套中國─以本文的話語，強世功等一群學者試圖重新把中國打造成一個新的天朝。
但主權這個詞怎麼辦？這是個西方的觀念，而且與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是分不開的（即強世功自己說的「……主權概念的興起才導致現代國家形態的產生」）。中國政府不但向來採用這個詞，而且可說是傾盡全力保衞這個詞的，歷年來為了主權這個概念做了大量宣傳上、推廣上、教育上、維護上的投資。
譬如說劉曉波不能去領諾獎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就強調，相互尊重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人利用諾貝爾和平獎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司法主權。
中國政府很清楚自己是現代國家，萬國之一，擁有自己的主權，故也必須承認別國適用同等的國際準則，即皆為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
最近香港學者沈旭暉提出香港政制的「次主權」性，遭受親北京評論家的圍剿甚至人身攻擊。據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張楠迪揚的看法，「主權的實體是國家」，「是國家獨立處理對內對外事務的權力」，是「排他性的，且不可分割、不可轉讓」，「沒有中間狀態」，「次主權是偽概念」，「用『次主權』標籤這種用意十分危險。一旦此概念成為意識形態標籤，恐怕會為未來國家主權完整性認同製造意想不到的麻煩」。
其實，在沈旭暉提出次主權之前，也有張炳良提出的「次國家」，及鄧特抗與RodaMushkat提出的「準國家」。強世功寫「香江文章」時也認為：「陳弘毅教授的說法更接近事實，即香港是一個『準國家』的政治實體」。這些學者是在試圖用國際（西方）政治概念描述現代民族國家中的一國兩制。但暫且不論這種用國際政治話語築構香港政制論述的進路是否可取，就從親北京評論家的強烈反應以至後來討論被叫停，就可以頗明顯的看到，中方是傾向對主權作出較剛硬的解釋，不想有任何含糊。
中國政府至今捍衞主權一詞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
可是，強世功等天朝主義論者強調中國不是國際共識的民族國家，其實已經衝擊了主權的觀念，使得主權觀念模糊化，增加了鄰近地區對中國國家觀的理解的不確定性。
但強世功在否定中國是民族國家的同時，到底還是不敢挑戰中國官方的核心立場。他寧願自相矛盾，也不敢放掉主權這個西方觀念（同時也抱著中國這個符號）。
他在「香江文章」裏很清楚的是用西方話語界定主權：「『主權是國家絕對和永久的權力』十六世紀法國偉大的法學家博丹為主權下了這樣一個定義。就是這個定義，幫助歐洲的世俗君主戰勝了無所不能的教皇，建構了現代國家。也是這個定義，幫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爭取到國家獨立。因此，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政治哲學傳統中，最核心的概念無疑是主權，而且是人民主權」。
這裏他承認西方主權觀念建構了現代國家，也是近代中國政治的核心概念。但「香江文章」的主旋律卻是為了說明中國超越了現代國家，他的天朝主義建構無可避免的把主權觀念模糊化。
他對一國兩制意義的過度闡釋，更把主權觀念進一步模糊化和去地域化：「……在西方經典的主權學說中，主權就意味著現實的政治統治，可是鄧小平所闡述的主權理論中，中國雖然擁有香港主權，但卻並沒有行使這種主權。這種與西方理論的背離恰恰展現了中國對主權理論的發展與豐富，即區分了『主權權利』與『主權行使』兩個概念」。
如果西方主權觀是國際普遍標準，與之背離相當於另起爐灶。別國可能會想，你們中國在「現實的政治統治」及自己實際控制的土地上行使主權，大家沒意見，難道現在你們還想在不能行使主權的地方伸張所謂主權權利？
天朝主義論者的國家主權觀念往往不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上文引過強世功說「按照傳統的政治理念，國家不是一個法律建構的實體，而是一個文化或文明實體。……文明國家的政治理念超越了憲法國家或法治國」。
強世功在「香江文章」中還特別引用毛澤東的「無法」為例：「即使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的1954年憲法，但他認為這部憲法是臨時性的，被看作是過渡時期的憲法。『新中國』的這種政治性本身決定了其『反法權』性質，而這種政治性的真正載體就是『黨』，而非『國家』……『黨』承擔起了實現天下大同的政治使命，是政治的靈魂，而『國家』不過是『黨』實現這個政治目標的『器』，是『黨』在天下大同實現之前的臨時性居所。」
在2009年一篇叫〈中國憲法中的不成文憲法─理解中國憲法的新視角〉的文章中，強世功認為任何國家的憲政運作實際上都依賴不成文憲法，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的人民主權，黨的意志就是不成文的憲法，有傳統有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是在成文的國家憲法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