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木柵是安靜而又幽美的，但願你的日子沒有一絲絲而陰影，細緻而寧貼的安排在那一片田園的風景裡。
「『無夢樓詩輯』是那麼經不起一讀再讀，當我好好地看過它們幾遍之後，我乃悲哀的認識了貧乏的自己。正相反的，林泠的詩卻如此的美好。我羞慚於做了她的詩的鄰居。我寫給她這張卡片請你在前面填上信址轉給她罷。我說真應該向她獻花，這是一點也不算過的，實在她真當得起。」
這是一封楊喚寫給李莎的信，時間是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不過信和卡片並沒有寄出。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二十五歲的楊喚在台北中華路的鐵道上被火車壓死，才在遺物中找出這封信來。
簡短的幾行字，就清清楚楚顯現出楊喚的個性。他的文字如此自然溫婉，他的心情卻又如此落寞不安。他的好友葉泥說：「最使人驚奇的莫過於他的記憶力與思維力了。任何一個朋友的通信地址他都記得很清楚，而用不著記在記事簿上。」
楊喚記得那些地址，因為透過寫信，他可以不用見面就交到新的朋友，在信中表達他平常無法說出口的話，甚至表達他一般作品裡也不見得會有的親近、柔貼的心思。
那是一個信件的時代，信件不只串起了這些詩友、文士，讓他們不至於困居寂寞斗室，將他們組成了一片文社組織，在他們個別作品底下，其實藏著不知多少來往的信件，交換了彼此的生活與思考，借而互相影響呼應、互相辯論詰難，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作品，其實是飄浮在如此豐沛信件伏流之上的。
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中，有一篇散文的主題就是「信」，開篇先說：
「早起最快意的一件事，莫過於在案上發現一大堆信─平、快、掛，七長八短的一大堆。明知其間未必有多少令人歡喜的資料，大概總是說窮訴苦摷屑累人的居多，常常令人終日寡歡，但是仍然希望有一大堆信來。」
郵傳系統，是二十世紀「現代生活」最早成立的必需品。台灣地方小，郵件送遞難度相對低得多。日據時代早有完備的建置，雖然不到無遠弗屆，但戰後文人所居的處所，總都有郵差日日可到，即使在那個貧窮匱乏的年代，寄信的費用都不至於構成負擔，至少比人的交通來往平廉許多，當然就刺激了更強烈的寫信動機。
文人本來就是以文字為業，於是那私下往來的信件，很自然就不只是彼此問候而已，更是文字與思想的小空間試驗場。
梁實秋描寫了理想的「愛寫信的人」，「家人朋友之間聚散匆匆，睽違之後，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感，不願獨祕，願人分享，則乘興奮筆，藉通情愫，寫信者並無所求，受信者但覺情誼歙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在這種心情下，朋友的信可做為宋元人的小簡讀，家書亦不妨當作社會新聞看。看信之樂，莫過於此。」
可惜的是，許多當年的信，今天都消失了。除了極少數，例如胡適的眾多書信，或殷海光、林毓生論學往來的內容外，都未見整理出版。介於公共與私密性之間，最能為我們揭開文人圈圈現實活動，進而提供更準確解讀一代文人作品內含意義的寶藏，早已流落失逸，只留下鳳毛麟爪，勉強供人憑弔，並藉以懷想：如果能夠得到那書信風懷的全貌，該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