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代的非滬籍東南亞人一樣，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教我初次聽到袁雪芬的名字。新中國的軟性文化外交武器，一夜之間風靡海外龍的傳人，發酵的鄉愁找到了寄託，慘慘戚戚的《樓台會》是他們哀史的潔本，南下足跡的起點不論是廣州、哈爾濱還是山西，都在梁哥哥賢妹妹的訣別裏照見自己。沒有歷史包袱的輕身族比較喜歡《草橋結拜》，兩個儍呼呼的青年萍水相逢，剛剛交換過姓名就交心，串成的如果是形容詞，不會不是「羅曼蒂克」。古往今來男校本來皆具備溫床潛質，將一群發育中的學生鎖在淺窄的班房，有點像把饞嘴兒童留在打烊的糖果店，互稱兄弟的兩個古裝帥哥公然眉來眼去，當然撩起對清一色性別交往的最原始憧憬，基心人別有懷抱，坐在銀幕下偷偷做筆記。
八十年代在三藩市看謝晉的《舞台姐妹》，馬上知道謝芳那一面正氣的出處，孩提回憶在毫無防備下回湧，從此誠心誠意供奉原以為已經在我生活消失的劇種。戲裏開山師父臨終叮嚀徒弟「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演戲」，幾乎可以被總結成袁雪芬的速寫，鋪在眼前的道路再崎嶇，因為信念明確心無旁騖，盡是不染塵埃的明月清風。忽然想，一個竺春花，一個邢月紅，或者就是藏在意識中拉扯的白天鵝和黑天鵝吧，道德故事縱使沒有能力把我們培植為聲色藝全的名角，起碼傳達了問心無愧的訊息，那位當年也看過《舞台姐妹》十遍八遍的專業寫信佬，假如聽聞袁女士仙遊，會不會暫時停下忙着榨取機會的玉手，檢視一下身上快要和娜妲莉寶雯等量齊觀的羽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