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得將剛剛辭世的恩師的學術簡歷作點介紹，才能說明「三位一體」的涵義：
丹尼爾．貝爾（DanielBell，1919年5月10日生，2011年1月25日卒），美國社會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1938年獲紐約市立學院學士學位，後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1945－48年任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助教授；1958－69年任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1969年後任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1980年起為「福特社會科學講座教授」；1987－88年在英國劍橋大學主持「庇特榮譽教授講座」。除了任教於這些著名的大學，他同時參與幾家重要刊物的編導。1941年任《新領袖》的總編輯；1945－58年任《財富》的常務編輯；創立《公共利益》並任其出版委員會主席；後任美國文理科學院官方刊物《戴達羅斯》的編委。貝爾在社會科學界涉及廣泛，以專業知識服務公共機構。1964－66年任「美國總統技術、自動化和經濟進展委員會」委員；1966－68年任美國「社會指標委員會」兩主席之一；1966－74年任美國文理科學院副院長和該院「2000年委員會」主席；1976－79年任「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的美國代表；1980年任「美國總統八十年代議程委員會」委員和屬下的能源資源小組委員會主席；後擔任美國「全國電腦和電信通訊研究理事會」委員、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董事、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
貝爾的著作包括：《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史》、《新美國右派》、《意識形態的終結》、《激進的右派》、《普式教育的改革》、《走向2000年》、《對抗》、《今日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社會科學》、《曲徑》。他的研究主題第一是社會科學的認識論基礎，一反數百年來西方社會科學佔統治地位的整體論，主張在分析的意義上應該把社會看作由技術－經濟、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所組成。三方面不是被單一原則統攝，而是各有自身的運作原則和變化節奏，現代社會內部的矛盾和張力就是因此而產生的。貝爾的第二個研究主題是社會變遷，集中在技術和文化上，因為技術是社會變遷的動力源之一，而文化則關涉變遷的意義和精神世界的闡釋。這兩大焦點典型地體現於他的《工業化後社會的來臨》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前書論證發達工業化國家首先是美國正走向工業化後社會，根本特徵是理論科學和知識處於中心地位。後者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精神風尚，越來越同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活動的原則發生衝突。
貝爾因其多方面的學術活動，1980年被推選為「對美國社會和文化影響最大的當代十大知識精英」之首。新千禧年降臨之後不久，《泰晤士報》書評專版編輯部向廣大讀者和評論者徵求意見，推薦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英文世界最重要的100本學術著作，貝爾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上榜。《高等教育記事》周刊請美國教育界提名20世紀關於教育研究最重要的50本著作，貝爾《普式教育》入選。他獲得的西方著名大學和一家日本大學的名譽博士學位共17項，幾乎所有社會學的重要成就獎都授予過他。
得知貝爾先生逝世，我上網搜索，英文報刊和網站的報道已有多條，其中以《紐約時報》於先生逝世當天發布的評論性訃告最言簡意賅。該文在貝爾的等身著作裏着重提及影響力最巨的那三部，以及他和克立斯托爾（IrvingKristol）一道創刊、日後成為全美國對國內政策影響最大的刊物《公共利益》雜誌。訃告說：在蘇聯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30年之前，貝爾就剖明它的意識形態越來越失去政治活力，靠對未來千年盛世的預言許諾來鼓動民眾犧牲的說辭正耗盡元氣，這便為新觀念打開了激勵人心和行動的空間。貝爾四十多年前同時也指出，西方資本主義愈益依賴於以信用卡為手段的大眾消費，刺激物質享受貪得無厭，私人債務日積月累，消蝕着韋伯和陶尼（R.H.Tawney）所推崇的資本主義起步時期的一整套克勤克儉的價值觀。
多位英文網站上的評論員當然忘不了引用貝爾早年自我定位的那句「三位一體」（Three-in-One）的名言：「在經濟領域裏我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領域裏我是自由主義者，在文化領域裏我是保守主義者。」貝爾雖然被視為新保守主義的大宗師之一，倒是他的老同學、老戰友克立斯托爾對他有深度理解，稱他為「新保守主義陣營裏最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心胸的一位」。貝爾政治上推崇代意民主制度，經濟上推薦社會福利制度，文化上重視偉大的古典傳統。出身極其貧寒，青少年時代的貝爾是紐約市裏激進的新托洛斯基主義者圈子的一員（他們多數跟托氏一樣，具有東歐俄羅斯猶太人的文化社會背景），夢想經由勞工階級的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碎所有的國家官僚機器，實現全世界各民族的大同，一勞永逸地摒棄剝削、壓迫、形形色色的不公平。等到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斯大林主義和中國農民戰爭以後的毛澤東主義那類政治經濟制度的實際效果越來越多的被揭發出來，他們這些青年人就告別了激進的政治烏托邦。貝爾多次告訴我，他們這些知識界的領袖人物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反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m）」。也就是說，從馬克思思想裏吸取了一些他們認為是合理的批判要素，但不再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的唯一理論框架，更拒絕以此來強制施行劇烈的社會總體改造，清醒地越過馬克思往前走。
我翻出珍藏的貝爾老先生當年對我讀書報告的批語、他講課綱要的原稿、簽名送我的所有著作、寫給我的信件，裏面處處透露出這種博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眾家之長的批判思路和普世關切。他寄送我的最後一本書是2002年元月簽名的剛剛發行的第三版《激進的右派》。我收到的他郵寄給我的最後一封老式信件──出自於他用了好多年的那架古典打字機，上面有他手寫的更正字母──署着2002年4月22日的日期，從那以後他的身體狀況就顯著下降，嚴重的糖尿病迫使他停止工作，不得不住進養老院，與外界的交流日益縮減。2007年8月下旬，我第一次重返母校，幾次三番試圖聯繫上他，都不得而果。我內心裏隱隱作痛，預感這一輩子再也見不着恩師了。
他郵寄給我的信件中，有一封相當特別，是2001年12月11日發出的，裏面夾着一張日本印製的畫片，是在日本古墓裏出土的中國文物，看起來像一架古代的燈座，其實是一座小型的綠釉陶瓷樓閣，老先生不認識畫片背面的漢字和日文，也許把它當作了燈座。老先生寫道：「眼下正值Channukah，猶太人的燈光節，它是紀念基督誕生前一世紀猶太人反抗敘利亞統治的那場有名的戰鬥。當猶太戰士們重新奪回聖殿的時候，他們發現聖燈座（叫作Menorah）旁只剩下一點點燈油。根據傳說，奇蹟出現了，那一點點燈油持續燃了八天八夜，直到更多燈油被找來為止。所以後來全世界的猶太人──包括世居香港的──都會在已經名為Menorah的紀念期點燃一支蠟燭，連續八天八夜。你可以問問你身邊的香港猶太人更多的細節。今天晚上馬若德教授（RoderickMacFarquhar，國際上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領軍人物，代表作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和三卷本《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他引薦我認識貝爾和入讀哈佛）和他的兒子要來我們家聚餐。我們將點燃一支蠟燭，也將為你的健康喝一杯。」
在恩師貝爾先生明年的冥辰，我也要點燃一支蠟燭。
二○一一年二月八日
先生逝世的「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