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月刊上看到前新華社的出走社長許家屯寫了一篇文章，對於司徒華提到「許家屯叫我組黨」一文，說出了不一樣的版本，月刊編者在文章前加上「九十四歲的許老寫了五百字回應，內容與司徒華的回憶有頗大出入……。」跟着，編者還加上了一句：記憶上的差異，本來就是口述歷史的特色。
記憶上的差異是否是口述歷史的特色本人大為存疑，而且，這種所謂的特色足以混淆後世聽聞，變成了各自選對自己有利的部份來說，總之這件事只說明了一個事實，要不是司徒華說了謊，就是許家屯說了謊，怎麼辦？一個已離開人間，一個也已到了風燭殘年，許家屯到底有沒有叫司徒華入黨、組黨，是否真的曾在普林斯頓相遇時跟他說過什麼「人情留一綫，他日好相見」而司徒華是否如他自己所言，對許家屯說：「你對共產黨仍有幻想，我想我與你沒有什麼好談……」這樣斬釘截鐵的話，這一切都變得了一個謎。沒有第三者在場作證，都是各說各話，甚至與記憶無關。視司徒華如神的備極身後哀榮的蓋棺論定或對他此生認為仍有交代不清的人士，也只能仰望星空，嘆息連連，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了。
至於長毛在那篇「我說了……」文章中提到所謂的未解之謎，難明之處，包括了這位後來的民主鬥士是否真的是當年托派背景，以及他六四之後的大轉變，後來的變了又變種種。至於一年多前的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從贊成到反對的兩極態度，再到秘密「讓」同志要員去與北大人接觸，其中的心路歷程，到離開人世亦未曾真正讓公眾明瞭，似乎大家也不再追究了。
就算會犯了眾駡也還是要說，坦蕩蕩的光明磊落之士，絕不會讓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早節、中節、晚節留下那麼多黑洞，而這些除了自己，還有誰能解開？當仍有機會解開時，為何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