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爾摩斯探案》的早期故事之中，有個《身份之謎》（又譯作《癡情姑娘》），講的是一個深度近視的打字員小姐，因為繼承了一筆優厚的遺產，被她年輕的繼父設了一個「美男金蟬脫殼計」，使她嫁不出去，就可以操縱她每年一百英鎊的進賬。在她結婚當天，兩輛馬車一前一後載送新郎新娘去教堂，一轉眼新郎失蹤了，再也找不到蹤影。姑娘不顧家中阻撓，跑到福爾摩斯的寓所來求助，希望能夠尋回她的準新郎。姑娘離開之後，福爾摩斯問華生醫生，從姑娘的穿著打扮上觀察到了什麼？華生說，姑娘戴了一頂石板色寬邊的草帽，上面插了一支褐紅色的羽毛，黑色夾克綴有黑色的珠子，一串細小的墨玉鑲邊。衣裳的黃褐色比咖啡色略深，衣領與袖口都有紫色的絨毛。手套是灰色的，右手食指處已經磨破了。穿的靴子卻沒注意到。她還戴了一副垂下來的小圓形金耳環。
福爾摩斯聽了華生的描述，不禁輕輕鼓掌，笑了起來。評語卻帶著幾分揶揄：「要我說啊，華生，你算是上了道了，極為出色，真的描述的好。方法用的沒錯，特別是辨識顏色的本領，可惜卻忽略了所有的重點。老弟啊，永遠別相信一般印象，要集中精神，注意細節。」
福爾摩斯稱讚的「方法」，就是要仔細觀察，但是不能盲目觀察表面現象，抓不住重點。重點是什麼呢？就是其人、其事，為何其人會做其事。大偵探的本領，就是要搞清楚其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其事究竟是個什麼事，而且還要知道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與場合下，其人為什麼做了其事，以至於需要偵探來釐清事件的前因後果。華生雖然觀察仔細，但是看到的只是姑娘的穿著打扮，完全不能穿透事物表相，深入探測到姑娘的生活習慣、職業特徵與性格傾向。福爾摩斯看到的是什麼呢？他觀察到，姑娘紫色絨毛鑲邊的兩邊袖口，有緊壓桌子的痕跡。這種痕跡是打字員與縫紉女工因職業慣性而出現的，但是縫紉女工只有左臂有這樣的痕跡，因此姑娘是打字員。她又有夾鼻鏡的凹痕，所以是近視眼，有時就會看不清楚身邊的情況，容易受到矇騙。他還觀察到其他的細節，斷定了姑娘的性格與生活環境，偵破了案情。
福爾摩斯所說的「方法」，頗似歷史研究的方法論，是個指導方針。但是他又指出，像華生那樣盲目依靠「方法」，只是纏繞在一堆表面的細節，根本無法搞清事實的真相，最後什麼也搞不清楚。我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的時候，有個教英國史的老教授赫克斯特（J.H.Hexter），最喜歡討論史學方法涉及的問題，曾出版一本《搞歷史》（DoingHistory）。書中指出，現在的歷史研究因為工具先進，很容易就搜集到大量的歷史資料，連雞毛蒜皮都有人研究。有人研究一個簡單的問題，舉證成籮成筐，註釋多到本文的好幾倍，但是沒說出什麼名堂，實在不知道研究了幹什麼，也不知道這種研究成果到底有什麼史學意義與人文價值。他同時還指出，現在的史學家動不動就抬出社會科學的理論，也不管合用不合用，就當作史學研究的立論基礎，作為呈現歷史的指導方針。過了一段時間，那些社會科學理論在社會科學界都受到摒棄，歷史書寫的立論也就宣告破產。因此，把歷史研究當成是社會科學理論的應用科學，不但不科學，簡直是無聊至極。
赫克斯特非常強調歷史專業訓練，看不起業餘史學家以及半吊子歷史著作，覺得那種沒有基本功的歷史敘述，寫的熱鬧，說的熱鬧，在市場上也賣的熱鬧，可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過了一陣子就淘汰了，毫無存在的價值。他強調自己是「專業歷史家」，同時又是「專業歷史的愛好者」（amateurofprofessionalhistory），是「專業歷史迷」（professional-historybuff），也就是說，迷戀專業歷史著作，而且迷戀到可以當消遣讀物，不忍釋手。說到平日讀書，他倒蠻老實地承認，除了專業歷史書，他還愛讀偵探小說，因為好的歷史家就像大偵探一樣，可以穿透歷史資料的表面，觀察到歷史事件的真相及意義。
要是福爾摩斯也寫歷史，赫克斯特大概會奉他為史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