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高層常常把加強溝通放在嘴邊。不住的說要跟社會各界加強溝通，經常搞這樣那樣的諮詢會，又或是落區搞甚麼親民騷。只是溝通來溝通去官民之間的矛盾隔閡沒有縮減，各走極端互相指摘的情況反而越來越多，最近更變成公開互相攻擊。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高調指斥八十後剛愎自用、言論過激，隨時車毀人亡；學者、社運人士及八十後則指官員霸道專橫，墨守成規，根本聽不進民意。換言之，特區政府越着力「溝通」，它跟市民特別是較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市民之間的分歧對立越尖銳鮮明。為甚麼會有這種越溝通越對立的情況呢？
第一個最根本的原因是：剛愎自用的不是八十後青年，不是熱心社運的團體或市民，而是像唐英年司長那樣的高官。九七回歸後，外部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快，越來越大，香港政治、經濟、社會不得不相應作出調整，以免落後於形勢，以免跟不上周邊地區發展的步伐，正因為香港要求變，要適應新情況，社會及市民都期望有更多參與，都期望可以影響、掌握轉變的方向、過程、步調，都希望可以做真正的主人翁。可惜，像唐司長這樣的高官卻把市民這份訴求期望視為對政府的挑戰，視為刺耳的雜聲，只是一味強調政府的理據，甚至不惜霸王硬上弓想強推政策，申辦亞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當官員表現出的是「你有你講、佢有佢做」的剛愎時，他們的所謂溝通怎麼可能有作用、有效果呢？
特區政府的剛愎、僵化不但表現在態度上，在體制及政策上同樣嚴重。以政治體制為例，回歸十幾年來幾乎毫無寸進，偏袒工商界利益的小圈子選舉及功能組別依然主導政治生態，平民百姓的聲音只是點綴，起不了甚麼重要作用。整個政治建制則是小撮人的禁臠，則是工商界及親中派的囊中物，其他人特別是持不同意見的團體及市民則被拒諸門外，沒有機會參與，更不要說發揮甚麼影響力。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根本沒有變得更開放，根本沒有嘗試吸納不同聲音及意見，這怎不令政府跟民間的鴻溝越來越闊呢？
經濟上的僵化情況比政治更嚴重。大財團、大地產商壟斷的情況變本加厲，衣、食、住、行、電訊、碼頭、基建都牢牢掌握在財團手上，市民沒有甚麼議價能力，只能逆來順受。再加上特區政府政策往往有意無意中以財團利益為優先，讓他們盡享發展計劃、新計劃帶來的好處及厚利，發展的代價，失去家園的流離困苦則由無權無勢的小市民承受。當受影響的小市民以和平合法的行動爭取權益，爭取較公平的待遇時，他們碰到的不是同情與諒解，而是嘲諷與打壓，而是「阻住地球轉」的責難，而是「貪得無厭」的批評，彷彿失去家園是理所當然及該乖乖接受的事。上水菜園村收地一再發生官民、工人與居民衝突，展現的正是政府的僵化與不近人情，展示的正是政府官員高高在上的官威與冥頑不靈。
當市民看到不公義、不公平的政策、體制毫無改善時，他們自然不願啞忍，自然要堅持推動改革，這不是甚麼剛愎自用，這叫據理力爭。唐司長連這樣的道理也不懂，反而胡亂批評年輕人剛愎自用，他怎麼可能跟公眾、跟社會好好溝通，收窄分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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