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夫木聰到底是殺人兇手，一定是個惡人了。《惡人》無論原著還是電影，都有着一個商業產品的矛盾：既為了構造主角怎樣成為惡人，是由各種童年和社會壓力，加一點點人性的黑暗而成，又要告訴觀眾真正的惡人是那些剝削善人之善的醜陋魔鬼。那個把死者遺棄在荒山野嶺的惡形惡狀闊少；逼婆婆花一生積蓄買中藥的犯罪集團；那群圍在兇手家像吃屍體的鷹糾纏着婆婆的採訪記者……
我看這類作品時老是想問：為甚麼主角之惡有如此多的「原因」，而在劇情周圍的惡人全都像是天生的惡人？如果主角之惡有這麼多苦衷，其他的惡人是不是也應該有他們各自的苦衷？又或者人性本來就存在這些惡的元素。深津繪里這個無端端跟兇手逃亡的大城市中孤寂的女性，除了是大男人主義的想像滿足，和對犯罪者同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外，也是人性中追求惡的黑暗面的另一個面目展示。這種對惡的社會控訴的作品，最後都因為這樣平面的描寫而被消解，再加上片中不少的性愛場面，娛樂性徹底掩蓋了控訴性。
撰文：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