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2002年那一年開始，筆者人球於華盛頓與北京之間，二個月在太平洋的這邊，兩個月在另一方。九個年頭下來，最少也有四年半的時間是踏踏實實地生活在這個千年古都裏的。古都已不是原來的古都，那是戲劇性的突變，古都有了新的面孔和風貌。摩登的鋼筋水泥玻璃大樓漫天蓋地而來，壓得古建築物越來越抬不起頭來，明清的建築像花瓶，成為觀賞品。三十年來，這個城市由窮變富，速度像火箭一樣的快，快的令人吃驚，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奇迹。在這個奇迹下的人是怎樣生活的呢？他們的夢想是什麼呢？他們的精神面貌是醜還是美呢？這是一個我們想捕捉的素描影像。
2010年的回顧與前瞻
中國在2010年由上而下有一個驚醒，我們在物質上是富人，在精神上卻是窮人。中國的文化部長蔡武先生如是認為：中國缺乏現代經典力作，缺文藝創作運動潮，缺學術創新，缺權威性的大師，目前流行的文化包含着大量低俗、偽劣、淺薄的貨色。（《中國新聞網》轉載8月份《學習時報》）也就是說，不獨我們的消費市場，充斥着山寨水貨，我們的文化市場也是俗劣的山寨假貨排山倒海而來。即算在傳統上嚴肅的文藝和學術領域，也是非常缺乏創新性與權威性的，簡言之，非常平庸。一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怎樣一下子變得肚皮累累，頭腦空空的呢？我們能不關心這個問題嗎？
一頓難忘的飯局
幾個月前，在新光天地商城，那是號稱高價精品店最集中的一個商城，世界上任何一個精品品牌都會在這個商城裏面或外面打出耀眼的招牌，這個商城曾經發生過台灣新光集團與北京地主房東間一場爭奪戰，在政府台辦的協調下而和平共處着。就在商城六樓的鼎鼎香，我們六個人在那裏吃晚飯，是新派火鍋，肉的質量很不錯，而它的燒餅特別一流，入口就化。那天，是我做東，請了美國國家武術總會主席延會長，他這五年來，在北京做生意；一個意大利人，Sisci先生，他是一個獨立漢學家，經常在網站與媒體發表論說；一位是我的成功商業人士朋友劍先生，他曾經是趙紫陽的翻譯，後來在加拿大拿了文學博士，題目是JamesJoyce的APortraitoftheArtistasaYoungMan，他是以康德的美學來分析這部小說的架構的。他帶了二個同伴一起來，一位是曾經在朝陽醫院急診科任了三年醫師的妍大夫，現在在北大修心理病專科，人生得高大苗條，那是一種豐滿型的苗條，北京人，祖籍東北，吃素，但你若問她從前吃葷嗎？她就會說：「若沒有吃過葷，那會長得這樣高大啊！」另一位是一個以色列美國企業家，做儀器生意，他在大學與研究院都是主修文科的，是什麼科以及他的名字筆者已記不清楚了，但他說的話卻像打雷那樣時時震撼筆者心靈，震撼性的迴響永留腦際。為了方便，稱他為猶太先生。
吃飯時，也不知道誰提起了一個問題：這趟金融危機會否奪取美國在世界上霸主的地位呢？延會長認為不會，因為現代人生活的各方各面都是美國人發明的，包括高樓大廈、高速公路、國家公園、超市、快餐店、扶輪會、牛仔褲等等。劍先生認為中國現在富足了，也可以學美國人那樣，用財富在世界各地招聘發明人才，下一個三十年，中國也會是世界上的發明大國。猶太先生說：他不清楚中國是否有吸引世界人才的環境，但有一點他很清楚，中國灌溉式或填鴨式的教育，培養不出創造性的人才；他今天下午剛去了一個中國家庭見了一個大學女生，和她討論去美升學的問題，這個女孩可能成績很好，但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若果中國大學培養出來都是這種「模印型」的人才，再過一百年中國還是追不上美國的！Sisci先生說：公元十五世紀以前，中國可是世界的大發明家啊！猶太先生說：你倒告訴我，我們目前日常生活中，有哪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呢？大家一時沉默。筆者提出：電動子彈火車中國可是領先世界的，中國也建造了世界上最快的超級電腦啊。猶太先生認為那是改良，不是發明；總不能說子彈火車和超級電腦是中國人發明的吧！
發明絲綢、漆器、瓷器、紙、羅盤、火藥的中國人，在近百年來，竟然沒有發明出一樣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佔重要地位的東西來，那可能嗎？我們四個中國人抓破了頭，實在想不出一樣東西來，難道我們的教育真的像猶太先生所說的那樣，是一種扼殺創造性思維的教育嗎？此後，中國教育的性質成為我們四個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主要話題。
Klub的誕生
在年尾將屆時，熱心的劍先生帶了哈佛教育博士彩女士到我家，研究中國的教育問題。當時，還有別的座上客，大家開始談論《趙氏孤兒》，認為陳凱歌先生以不殺仇人來報復的理念是好的，但在他的電影裏卻沒有以藝術的形式成功地表現出來。不知怎的，話題一轉談到瑜伽對身體的好處，劍先生獨排眾議，認為練習瑜伽會削弱一個人的意志力，受到彩博士與一位從事高端酒店業的智女士的衞攻。劍先生招架不住時，又轉話題，談他對婚姻和兩性關係的看法，他傳統大男子的觀點惹來二娘教子式的數說。這樣一來，主題的教育問題就被錯過了，彩女士感到不好意思，就提出：既然大家對文化問題這樣有興趣，不妨成立一個bookclub。學工程的曉女士認為不妨成立一個文化性的club，以中國如何創新為主題，得到大家的贊成。劍先生認為既然我們要創新，連名字也創新，不叫club，叫klub。這個提議也得到大家的同意。
在其後的幾天中，筆者作為地主，與一些朋友聯絡了。其中只有小兒科的海大夫「深感自己的精力不夠」，婉辭了，其他十一位都有參加的興趣。又怕大家三分鐘熱度，筆者記起文化部長蔡武先生曾提到「目前文化發展還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據測算，我國文化消費支出總量應該達到4萬億元以上，而目前尚不足l萬億元。」那可是大商機啊！我趕忙通知了klub的未來會員，因為他們都在商界，有大好的商業頭腦。更有甚者，文化事業民營化已談了最少三年，但在實際上，還未落實，因此未來商機無限。蔡武先生是如此形容這個現象的，「雖然民營文化與國辦文化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已經確立，但不少地方還存在以所有制身份論貴賤的傾向，存在『恐私』、『拒私』的思想，認為民營文化企業是麻煩的製造者，只有國營單位才更可靠、更便於管理等。」在中國，法律上條文的存在和現實上事情的落實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在未來的花絮中，我們將為讀者報道這個問題；自然我們也會告訴讀者klub的進展，以及討論另一個大題目，中國的婚姻和兩性關係，這一期的花絮只談文化和教育。
期待大知識分子
中國是一個集體統治的政權，因此文化部長對當今文化的批評和診斷不是個人的一種私人見解，而是整個統治層的共識。也就是說，中國統治者是非常明確地了解中國現有的文化景象和教育制度亟待改良的迫切性的。而且也有大動作，例如，在廣東設立體制外的理工學院（沒有黨書記的大學）。十二月中旬全面性地更新了中央電視台教育科學十號台，還新建了紀錄片的第九台。但着力點在理科，而不在文科。雖然理科商科在大學的比例越來越重，文學院已是大學的貧民區，而正是這個貧民區，乃一國文化創造力的源泉。文史哲的精神面貌不從根本上革新，中國文化不會有劃時代的創新，科學界也只會有小創新，而不會有大爆炸式的革命性創新的。
我們大家都在說中國改革開放卅年，沒有產生出一個大師來，也就是說，在中國這三十年的教育制度和文化氛圍下沒有產生出大知識分子來。比之廢千年封建科舉之後的卅年（1905－1935年），那時，初創性的學堂要教什麼樣的書都還未弄清楚，政治上喪權辱國，經濟上窮得連飯都吃不飽，大學連一個像樣的圖書館都匱乏，但我們最厲害的大知識分子與科學家就出身在這樣的一個年代。我們今天什麼都有了，生產出來的卻都是小知識分子，而且很多是蠹蟲一樣的小知識分子：造假、抄襲、搬字過紙、說不經大腦思維的套話。
還好，在我們的民族精神中，有一種「天行健」的自我更生力量。我們能自省自己的不足，這種由上而下的自我反省，必會柳暗花明地找出一條通道來的。三十年前的經濟特區造就了整個國家的經濟轉型和今天我們的繁榮富足，「文化特區」的創立會不會有同樣的效果呢？
且把實際可行性放過在一邊，談談理想。什麼是一個理想的文化特區呢？在這個特區中有一所像一千年前牛津那樣的學府，那是現代大學的雛形，也是英國文明的發源地。或者更進一步，擁有幾所德國式的從事研究的大學（researchuniversity），那是美國大學的模式，也是美國成為世界霸主最核心的一條支柱。一次午飯時，金耀基先生就曾說：美國最少有一百所有名堂的從事研究的大學，而中國兩岸三地加起來可能不到十所，而且離美國一流大學的水準還有很長遠的一段距離。記得十五年前，筆者對一位復旦畢業的汪女士說：美國任何二所一流大學像哈佛和MIT的人才都會超過中國整個國家的人才，汪女士很生氣，說我媚外。但當我說這二所大學應有不少於十來二十個諾貝爾得獎人，而中國一個也沒有時，汪女士就沉默了，但過了不一會兒，她強調說中國十年內必有這樣的人才出現。一年前我又和一位上海鐵路大學畢業的黃女士說：中國正在密鑼緊鼓地炮製諾貝爾人才。黃女士的答覆教我吃驚，她說中國從事研究的人都在趕飯局、炒地產、玩股票，哪有精神和時間去爭諾貝爾獎呢！十五年的差別，民眾對中國研究人才的觀感竟有如此的不同，實在是我所意料不到的。自己作為一個書齋裏的呆子，也不敢說哪個女士的話更正確一點。我們這個花絮只就中國人頭腦缺乏獨立性、批判性、分析性作出一些論述，特別在人文學科方面，進而討論中國文化人格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