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就是對話的過程」，史鐵生如是說。
史鐵生辭世而去，劉賓雁也走了。人走了，對話遂終止了。與劉賓雁、史鐵生祇見過一面，那是為香港電台「開卷樂」做的訪問，其後訪問收錄在素葉出版的《作家訪問錄》。
見劉賓雁那一年是一九八八，訪問在怡東酒店進行。文化界人士在怡東為劉先生舉行歡迎酒會，席上發言的人可多，都是肯定劉先生在報告文學的成績，在香港敢言容易，在剛開放的中國敢言則需要勇氣。《第二種忠誠》批判的是中國當前弊端。劉賓雁並沒有受到多大壓力（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不准寫作，不准發表文章，可痛苦多了），他甚至成了名記者，頗受歡迎，享受了另一種「特權」。
劉賓雁認為報告文學是要把人們「關心的問題揭露出來」，「不但要描寫現象，還要把現象背後的原因找出來，令他們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生活。」
「當你急於要把真理找尋出來時，你便會把一切可能帶來的後果置諸腦後。這不能說是勇敢，只是看不見危險罷了。」往後日子，再沒有看劉的作品，他在外國生活實況，亦一無所知。《第二種忠誠》，一如文革後的傷痕文學，俱都成為歷史了。
倒是史鐵生，自一九九三年在北京訪問他後，仍有看他的作品，他的書較耐看。（這也是創作與報告文學的分別，史的散文和小說，教人看了，會想多一點人生課題。劉的報告文學，只讓人對當前社會問題有較深刻的理解，卻是到此為止。）
一九九三年秋天到北京，見了史鐵生。壞了腿的史，行動不便，思想卻比正常人更活躍。對他來說，「文學的意義在於對生命感到迷惘，對生活發出疑問」。
十七年來，史鐵生就是不斷思考，不斷創作。當年他說「寫作行為的根本在於發問，是思考，是叩問生命的意義。這並非只是作家的事，而是每個人的事。」對於死亡，他可看得通透：那「可能是解決生之難題的徹底方式。」
訪問結束，返回酒店，翻看他的散文《地壇》，第二天早上到他所講「仍見荒涼的地壇」遊覽。公園入口處有賣烤紅薯的，三塊錢一個燙手蕃薯，便宜得很，也好吃得很。
那個早上，吃糖心紅薯當早點，邊吃邊看初秋風景，感覺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