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南方人物周刊》的戈爾巴喬夫專題後，讓我想起不久前在歐洲左翼思想重鎮NewLeftReview看到的一篇文章──"TwoRevolutions"（兩場革命）。文章作者是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家PerryAnderson。兩場革命指的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跟一九四九年中共奪權的革命。他希望為這兩場革命做個小結，嘗試解釋蘇聯老大哥為何撐不下去，而中共小弟弟則風生水起，不但經濟越來越好景，手上的政權似乎也越來越穩固。
Anderson從幾方面分析中蘇共不同的革命道路，包括革命的基礎，奪權的方式，經濟規劃的深入程度，管治的體制，改革的時機等。從革命的群眾基礎來說，蘇共主要是城市工人及失意軍人，農民則是被犧牲剝削的對象。中共則以農民的救星為號召，倚靠農村及農民打敗國民黨及蔣介石。不過，奪權方式、革命基礎不同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真正重要的是其他幾方面的因素。
第一個關鍵是經濟規劃的徹底程度。從三十年代大規模集體化、工業化開始，蘇聯已開始建立一套完備、好事全包的計劃經濟體制。經過二次大戰那種戰爭共產主義洗禮後，中央計劃體制更是無孔不入的深入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超過六萬種貨品從軍機、大炮到肥皂、內衣全數按計劃生產、銷售、定價，企業或民間連半點自主性或彈性都沒有。中共的革命之路雖也學老大哥實行計劃經濟，但中國的指令性經濟從來沒有蘇聯那樣強有力，那樣巨細無遺，真正統購統銷及中央定價的貨品不超過六百種，只及蘇聯的百分一；鄉鎮、農村仍留有不少空間可以搞一點自留地、自由市場，弄一點計劃外的經濟及交易。此所以當中共開動經濟改革，拆牆鬆綁時，鄉鎮及農村很快就能適應，就能看到成果，進而成為輕工業及出口加工業的基地，大大減輕了改革的阻力。
相反，蘇聯的中央指令性計劃實在太有效，太深入社會了。一旦取消了計劃，官僚固然無所適從，企業、經理、工人同樣不知如何是好。結果，蘇聯的經濟改革開放製造的絕大部份是輸家，根本沒有能力、條件順利走下去。
PerryAnderson另一個重要觀察是，中蘇共啟動改革時的領導層及管治文化截然不同。戈爾巴喬夫啟動改革時，蘇共已是第四代領導層，又經過布里茲涅夫的長期停滯，他們大部份安於現狀，失去了熱情與衝勁，也缺乏想像力，只是一群唯命是從的庸碌之輩。此所以當戈爾巴喬夫改革時，他只能倚靠反對派或訴諸民意。可是這樣的改革基礎實在跟豆腐渣差不多。反對派如葉利欽很快就別有打算，準備另起爐灶；人民因無法看到改革的利益而離他而去；蘇共則成為過街老鼠，失去行使權力的合法性。時日一久，改革一遇障礙，戈爾巴喬夫便成為無兵司令，原來的改革搞不下去。中共卻不同，啟動改革的是打江山的領導人，他們那份cando的氣魄還在，對黨的權力及地位非常看重，絕不會踢開黨另搞改革。當改革遇上問題或危機時，中共沒有變成一盤散沙，沒有失去管治的決心，而是盡力倚靠黨的資源及權力解決問題。正是這樣的分別令兩場改革有截然不同的命運，蘇共的改革中途夭折，中共的改革綿長有勁。
當然還有其他因素令中蘇共的命運有這樣大的差別如地緣政治、文化傳統、國際形勢等。PerryAnderson在文中也不住強調他只是在作初步的梳理，不敢下甚麼最後結論。這大概不算謙遜之詞，中蘇兩場革命還未落幕，要算它們的賬還太早，更不要說蓋棺定論了！
盧峯
逢周三、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