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曾是旺角好望角大廈教協會址的常客,好多個晚上、周末都獃在那兒,跟有心人、各路人馬在會議室共商國事,討論如何支援民運,如何支援準備在廣場搞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如何讓一時的激情轉化為持續的民主運動。那一陣子是香港最奇幻的年代,很多平日跟政治、社運沾不上邊的人,很多背景極為不同的人(從大商家到街邊小販到地盤散工)都成立或加入各種各樣的小組織,成為支聯會的屬會或伙伴,跟朋友一起搞的蚊型團體──「當代中國學會」趕上了這個大潮,有份在好望角中心共商國事。
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近距離觀察華叔,看到聽到他如何跟不同團體、不同意見的人交流對話周旋。華叔的話不多,總是不徐不疾,語氣沉着堅定,不轉彎抹角,不會溫言軟語,而且準備充足,討論的對手不容易招架應付,即使不能說由他一錘定音,要駁倒、推翻他的意見實在一點不容易。
每次會議完畢,走的時候總聽到有人抱怨華叔太霸道,總是主導着會議。年少氣盛、初出茅廬的我有時候也覺得華叔及他的親密戰友太穩陣,太着眼保住香港的支援角色,太少直接參與,太少動用群眾力量。二十一年後再看,誰對誰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華叔堅持了二十一年,大部份市民也堅持了二十一年。
前天再踏足好望角大廈,為的不是開會(早已不在社運、民運前線),為的是在華叔的弔唁冊上簽個名,留幾句悼念的說話。也許準備的時間不夠,簽弔唁冊的地方沒有甚麼特別安排或擺設,只有一個小小的華叔銅像放在一旁,想行個禮鞠個躬也不大方便。不要緊,月底華叔的追思會再向他鞠躬致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