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曾是旺角好望角大廈教協會址的常客，好多個晚上、周末都獃在那兒，跟有心人、各路人馬在會議室共商國事，討論如何支援民運，如何支援準備在廣場搞的天安門民主大學，如何讓一時的激情轉化為持續的民主運動。那一陣子是香港最奇幻的年代，很多平日跟政治、社運沾不上邊的人，很多背景極為不同的人（從大商家到街邊小販到地盤散工）都成立或加入各種各樣的小組織，成為支聯會的屬會或伙伴，跟朋友一起搞的蚊型團體──「當代中國學會」趕上了這個大潮，有份在好望角中心共商國事。
也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近距離觀察華叔，看到聽到他如何跟不同團體、不同意見的人交流對話周旋。華叔的話不多，總是不徐不疾，語氣沉着堅定，不轉彎抹角，不會溫言軟語，而且準備充足，討論的對手不容易招架應付，即使不能說由他一錘定音，要駁倒、推翻他的意見實在一點不容易。
每次會議完畢，走的時候總聽到有人抱怨華叔太霸道，總是主導着會議。年少氣盛、初出茅廬的我有時候也覺得華叔及他的親密戰友太穩陣，太着眼保住香港的支援角色，太少直接參與，太少動用群眾力量。二十一年後再看，誰對誰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華叔堅持了二十一年，大部份市民也堅持了二十一年。
前天再踏足好望角大廈，為的不是開會（早已不在社運、民運前線），為的是在華叔的弔唁冊上簽個名，留幾句悼念的說話。也許準備的時間不夠，簽弔唁冊的地方沒有甚麼特別安排或擺設，只有一個小小的華叔銅像放在一旁，想行個禮鞠個躬也不大方便。不要緊，月底華叔的追思會再向他鞠躬致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