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時代搞過六四紀念活動的人，難免對寥寥可數的參與人數感到失望，明明一件黑白分明的事，為何大學生漠不關心？盧偉明當年在嶺南大學辦六四活動，同樣面對過冷冷清清的場面；有同學甚至擔心六四活動搞手也會被禁踏足內地，勸他不要「搞事」。偏偏他就是「搞事」分子，曾在02年為挑戰有惡法之稱的《公安條例》而公民抗命，越不公義的事越要「搞大佢」。作為支聯會新晉常委，他勢必在未來日子繼續為平反六四大搞特搞。
初中聽老師呼籲去遊行
1989年春夏之間，盧偉明不過是個初中生。念天主教中學的他某天早課聽到老師呼籲：「如果同學有興趣，下晝一齊去遊行」，隨即跟着老師跳上旅遊巴士，浩浩蕩蕩上街去。他連遊行日子也忘了，只記得是六四屠城前。當時傳媒大肆報道北京學生發動學運在天安門廣場露宿，「其實當時認識唔深，只知道呢個北京政府做得唔好，我哋要聲援學生」。
歸家時夜已深，「擅自」參與遊行的盧偉明以為必定會被家人大罵，「實會鬧我做乜無端端走咗出去，咁夜返呀」，結局卻出乎意料之外的平靜。電視機正在報告新聞，畫面上是人頭湧湧的遊行人士，盧偉明家人聚精會神看着螢光幕，「佢哋聽到我話去遊行都冇話我，似乎覺得我做咗件啱嘅事」。
是次遊行其實未有令盧偉明對六四事件別有一番感受在心頭，直至加入嶺大學生會才是一個轉捩點。「當時我哋搞好多紀念六四活動，多數都係論壇同電影播放；每次睇，我都好大感觸，點解中國政府咁樣對待自己嘅人民？」當時參與的人數不多，有時只寥寥十幾人，但他深信「多一個人了解，多一份投入都係重要嘅」。
別看小這些只有少數人參與的六四活動，盧偉明每每經過幾番唇舌才勸服莊員舉辦。「有啲同學覺得咁樣係『搞事』；記得有同學咁講過：你咁搞，我哋咪返唔到大陸囉？佢以為咁樣都係代表晒所有學生會嘅同學。」遇上這些「異見」，盧偉明惟有心平氣和與同學講道理，「我會反問：咁你哋有冇證據吖？學界搞咗咁多年（六四紀念活動），見唔到有學生因此攞唔到回鄉證？」
華叔是堅持的一大動力
也有不少同學不時勸盧偉明放下六四包袱，「有啲人覺得今日中國已經好好啦，係咪應該仲咁堅持？點解仲要悼念？我只係強調一點：北京政權當日真係做咗唔啱嘅事，影響亦都牽連至今，佢應該承擔責任，唔可以因為各種原因而當冇發生過」。
大學畢業後，他一直是支聯會義工，多少年的六四維園內，都見他為燭光集會忙個不停。最難忘要數某個滂沱大雨的六四晚上，維園出入口依舊擠得水洩不通，「我當時真係以為冇乜人去o架，但去到見到好多人聚集，真係好感動，仲要唔係個個擔遮，冇擔遮嗰啲都堅持企喺度」。
去年底支聯會常委出現空缺，盧偉明首度參選便當選，35歲的他希望未來可從年輕人「入手」，將平反六四理念薪火相傳。他預料當局繼續打壓，笑指「佢哋一定又要諗啲新招」。剛逝世的支聯會主席司徒華是盧偉明堅持平反六四的一大動力，「華叔最令人尊敬嘅係佢願意承擔同付出所有，唔搞一個活動可以有好多理由；但如果冇咗一份堅持，活動就唔使再搞落去」。
記者 許偉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