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詞人雖眾，但名重海內，被稱為近代第一詞宗的，當屬朱彊村。他本名祖謀，後改孝臧，字古微。詞曲家盧冀野說：「他雖是浙江歸安人，但小時隨宦在豫，開封是他的釣遊之地。那時王半塘（鵬運）的家也僑寓在汴，因此他們成為『詞友』。開封人傳說彊老的父親曾為著發覺寃獄，把一個已將執行斬刑的囚犯釋放回來，寧可自己罣誤，不肯犧牲那人性命。他們說彊村的發科名、負文譽是『食德之報』。」朱彊村自幼天資穎異，光緒八年（1882年）中舉人，光緒九年中癸未科二甲一名進士，後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會典館總纂、江西副考官。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出為廣東學政，因與總督不和，最後辭官，寓居蘇州，任教於江蘇法政學堂。民國成立後，隱居滬上，著述以終。
一九○一年，汪精衛應廣州府試第一，因深受當時廣東學政朱彊村及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的賞識，所以他一直對朱彊村持弟子禮。但據況蕙風的女婿陳巨來說：「朱丈任廣東學台時，得門人汪精衛。入民國後，汪逆每至上海必詣朱宅晉謁，仍跪拜如舊儀，朱丈亦不擋駕，也恭送為儀，汪有贈禮，則原封不動退之，絕不與之通一訊者。居上海後，只認一龍榆生（沐勛）江西萬載人為弟子，臨終以常用一硯贈之，龍君遂倩人作遺硯圖，遍求題詠為紀念者。」
龍沐勛一九三○年在上海曾與旅滬詞流如潘蘭史（飛聲）、程子大（頌方）、洪澤丞（汝闓）、林鐵尊（鯤翔）、冒鶴亭（廣生）、夏劍丞（敬觀）、袁伯夔（思亮）、葉玉虎（恭綽）、吳湖帆、陳彥通（方恪）、黃公渚等二十餘人約結「漚社」，月課一詞以相切磋，共推朱彊村為盟主。當時龍沐勛年最少，與朱彊村往還最密，屢欲執贄為弟子，而朱彊村謙讓未遑也。朱彊村嘗語之：「生平不敢抗顏為人師。除任廣東學政時所得士例稱門生外，不曾接受談詞者列弟子籍。有以此請，即為轉介於臨桂況蕙風（周頤）。」對於朱彊村，龍沐勛又說：「後來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慣的硃墨二硯傳給我，叫我繼續他那未了的校詞之業。並且託夏吷庵先生替我畫了一幅〈上彊村授硯圖〉（案：一九三一年十月繪），他還親眼看到。」朱彊村是冀望龍沐勛能傳其衣缽。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溥儀瞞著陳寶琛等遺老，祇帶著鄭孝胥、鄭垂父子離開天津，偷渡白河，出大沽，達營口，一星期後又搬到旅順，對於鄭孝胥的附敵行為，同為遺老的朱彊村曾找人勸阻，但終告無效，令他相當痛心。據龍沐勛說：「會『九一八』變起，東北淪於倭寇。鄭孝胥圖挾愛新覺羅溥儀由天津潛往遼瀋。先生惄焉憂之，曾囑陳曾壽力加勸阻。先生病日篤，一日強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觀杭州餐館小酌，語及東北事，相對噓欷者久之。復低聲太息云：『吾今以速死為幸。萬一遜帝見召，峻拒為難。應命則不但使吾民族淪胥，即故君亦將死無葬身之地。』嗣是遂臥床不復能興。」盧冀野也說：「（朱彊村）後來聽說溥儀的出關，他是不贊成的，罵鄭孝胥『置吾君於爐火之上』！他與陳散原同負文學重名，也同是比較明白大義的遺老。」
朱彊村歿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日，龍沐勛說：「我從他下世之後，就把所有的遺稿，帶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書包，把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邊，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帶』。後來就在音樂院（案：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一間僅可容膝的地下室裡，費了幾個月的功夫，把它親手校錄完竣。同時得著汪先生（案：汪精衛）和于右任、劉翰怡、陳海綃、葉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趙叔雍諸先生的資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村遺書》。」
朱彊村詞風近於姜夔、吳文英，與況周頤、王鵬運、鄭文焯合稱為「清末四大家」。論者有謂「近代詞人之作，自以彊村所為最為富麗精緻，此因步武夢窗、清真，得其潛氣內轉之功，並刻意講求字面四聲格律之故；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學人之詞者是也。」
朱彊村生平進退分明，出處不苟。耿耿孤忠，不受外誘，可算文苑中的千古完人！散原老人稱之為「進為國直臣，退為世詞宗」。他臨終前寫有《鷓鴣天》詞云：
忠孝何曾盡一分，年來姜被減奇溫。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後牛衣怨抑恩。
泡露事，水雲身。枉拋心力作詞人。可哀惟有人間世，不結他生未了因。
其大意是：他痛心親身經歷庚子的慘變，以迄宣統退位，身為侍郎，卻無法貢獻一絲一毫的力量，等於為臣不能盡忠，同時也是為子不能盡孝。而他素性友愛，晚年一直和弟弟朱孝威相依為命，老來卻喪弟，其悲痛是可以想見的。他的兒子方飴英年早逝，過繼孝威的兒子作為嗣子，他希望嗣子能成「犀角」，但終竟成不了「犀角」，真是莫可如何？又其妻性強悍，平時極少唱隨之樂，冷落一生，死後種種更難補救，一切只好歸之於「怨由恩生」，沒有恩，哪有怨？也就當他「怨就是恩」吧！寫至此處，五倫已盡，生逢憂患，死為孤孽，回眸一生，正如佛家所言如夢幻泡影，如露也如電，絲毫不留痕跡，一一逝去。「枉拋心力」，在改朝換代之際，到頭來祇落得一個詞人的份！看起來「人世間」是現實的，也是最可哀的！今生已經等閒空過了，來生何苦再來重演一回呢？以短短五十五個字，寫盡一生對家對國的隱恨，是至為沉痛的血淚絕筆之作！
文：蔡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