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香港結緣
《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第七章論及葉靈鳳的小說，頗多新意（此前我們受魯迅影響，視葉為「才子加流氓」）。第十章「雙城記」談及上海與香港互為他者，主要以張愛玲為綫索，但也提及1938－1941年的「南來潮」中，很多中國作家只是過客，最認同香港的是葉靈鳳。「葉靈鳳1938年離滬，一半也是出於耻辱（被左翼作家聯盟除名），在香港度過了他三十七年的餘生。他在港先是自茅盾走後，接手編輯《立報》的文學副刊，然後又接替戴望舒編《星座》，在這個著名的《星島日報》文學副刊上，他連載了大量的散文小品，直至他七十多歲退休，75歲病逝。不過，他的小說創作是早就停止了，相反倒是浸淫在他一生的書籍嗜好中，成為一代藏書家。」
談及「一代藏書家」，李先生請我們參閱《讀書隨筆》前兩序。其實，馮亦代撰《讀葉靈鳳〈讀書隨筆〉》（《讀書》1988年8期），提醒我們：「能將香港的歷史與風物寫入一書的人，大概要首推靈鳳了。」在1947年6月5日《星島日報》副刊「香港史地」的「發刊詞」中，葉靈鳳稱：「不管你是喜歡還是憎惡，香港終是一個重要的而且值得研究的地方」；「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地方，我們可說太缺乏注意了，更談不到學術上的研究。」在我看來，居港後的葉靈鳳，最重要的著述，莫過於其書寫香港的《香港方物志》（1958）、《香江舊事》（1968）、《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1970）、《香港的失落》（1989）、《香海浮沉錄》（1989）、《香島滄桑錄》（1989）等。
赴港後的葉靈鳳，不是李著關注的重點，只須稍做交代——在李先生看來，葉靈鳳這37年的「餘生」，不外讀書、藏書、編報，再寫點散文小品。如此判斷，決定了那位1970－1972年間任職香港中文大學的助理教授，不會想到要去拜訪垂垂老矣的葉靈鳳。當然，那時的李歐梵，還沒有寫作《上海摩登》的計劃，更不會想到自己也將定居香港，且大談特談如何「尋回香港文化」。李先生所撰《尋回香港文化》（2002）、《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2002）、《城市奏鳴曲》（2003）、《清水灣畔的臆語》（2004）、《又一城狂想曲》（2006）等，大都以香港為第一主角或思考目標。
四十年前在香港擦肩而過的葉、李二君，今天成了我的閱讀與思考對象。都是外地人，卻把他鄉當故鄉，定居香港後，積極進行「香港書寫」，其著述影響深遠。而且，二人都有意無意地以上海作為香港的對照物，相看兩不厭……如此「雙城記」，蘊含了很多歷史以及文化的趣味。
二、「南來文人」與「東歸學者」
抗戰爆發後的「南來文人」，對於香港現代文學及文化建設起重要作用，這點學界多有論述。其實，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諸多原本任教美國的華裔學者來港，對於香港學術/文化的意義，至今沒有得到很好的闡述。單就我比較熟悉的文學及文化研究而言，香港城市大學的張信剛、鄭培凱、張隆溪、香港科技大學的王靖獻、高辛勇、鄭樹森、嶺南大學的劉紹銘、馬幼垣、香港大學的陳炳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洪年、浸會大學的鍾玲等，這些教授立足學院，積極介入香港的日常事務以及文學/文化建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只是像李歐梵這樣的知名度和曝光率的，還屬鳳毛麟角。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將此「孔雀東南飛」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進行綜合研究。
就像周作人說的，一個地方住久了，有了感情，這就是我的家鄉（《故鄉的野菜》）。現代人對於籍貫，不像古人那麼重視；即便出生地或成長記憶，也不一定具有決定性意義。歷經多次遷徙，只要住下來，拿起筆，從事有關「香港」的書寫，就值得關注與慶賀，同時，也應該被納入「香港文學」的考察範圍。
相隔四十年，「南來文人」與「東歸學者」，一旦定下神來，開始關注香港文化，對於「香港形象」的塑造，起重要作用。他們的工作，與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注意到李歐梵在香港大學或香港科技大學當講座/傑出教授時，與他日後真的定居後，對於香港的論述，略有變化。此前是「高屋建瓴」，多有批評與建議；此後則「體貼入微」，多有表彰與鼓勵——「為香港打打氣」。立說頗有差異，但兩者都是「有效的介入」。
三、「風物志」還是「城市學」
葉、李這兩位「外鄉人」的「香港書寫」，各有其特點，而且，帶有明顯的時代特色。一個是作家，但也做考證；一個是學者，但也寫小說。二人家庭出身、學術背景以及生活閱歷完全不同，這都很好說；關鍵是，當其面對這日漸熟悉也日漸親近的國際性大都市，採用何種寫作策略。
李歐梵說到香港，批評其缺乏對於自身歷史的體認與追懷（見《尋回香港文化》中《「雙城記」的文化記憶》等文）；而葉靈鳳做的就是這事——後期諸多寫作，專注香港的史地與風物。反過來，李歐梵對於當下香港人日常生活的觀察，以及其文化批判的立場，恰好是葉所缺乏的。李為潘國靈《城市學2——香港文化研究》寫序，鼓吹「衝出象牙塔」，「轉『游』為『牧』，下決心多為這塊『平滑』的空間作點工作」，很能顯示其類似本雅明的不怎麼「學院」、甚至「反學院」的學術立場。
葉靈鳳的文章趣味，更接近周作人；而曾撰寫《鐵屋子的吶喊》的李歐梵教授，大概更願意追摹魯迅——至少在介入當下社會生活這一點上。
這裏還牽涉各自的社會地位、工作環境，以及大眾媒體的差異——畢竟，我關注的不是葉的小說或者李的學問，而是其報刊文章。而研究大眾傳媒的都知道，專欄的書寫不完全取決於個人趣味。另外，「象徵資本」十分雄厚的李歐梵，視野並不局限於香港，而是不斷在兩岸三地奔跑，借上海打香港，借香港說台北，借台北批北京——多姿多彩的城市散論，依舊是狐狸洞主人的獨門絕活。
同樣是「都市想像」，地方志與城市學不同，前者關注本鄉本土的歷史因緣，後者則是國際視野中的都市風景。半個多世紀（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至今）的歷史風雲，曲折投射乃至具體而微地落實在葉靈鳳和李歐梵的「香港書寫」上。真希望有機會為這兩位文人/學者各編一本「香港論」——前者注重上下因緣，後者強調左右聯繫，二者交叉配合，恰好為當下的香港確定歷史、文化乃至精神的坐標。
台灣詩人余光中《十年看山》詩云：「十年看山，不是看香港的青山，是那些青山的背後，那些無窮無盡的后土」；臨別香港，方才懊悔錯過了香港山色的嫵媚，「頓悟那才是失去的夢土」。馬家輝借題發揮：「如果來港教學的『海歸派』都能及早擁有『余光中式』的自悔心情，奮筆投入，腦袋付出，香港報刊的知識水平尺寸肯定不會低落如今。」（《在廢墟裏看見羅馬》111頁）如此殷切期待，有葉靈鳳、李歐梵二先生的榜樣在前，我相信不會落空。還記得辛棄疾的《賀新郎》吧，「我見青山多嫵媚」，緊接着的，就應該是「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了。
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文：陳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