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老上海聚會吃飯，各人都在上海生活過，又分別在不同的年代，從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離開上海來到香港。
於是一頓飯也就成了不同年代的上海回憶。
只是，那四十年實在是上海很不堪的時代，說說就反右了，說說就三年飢荒了，說說就文化大革命了。
大家都吃過苦頭，還有坐過牢的。如果再說下去就變憶苦大會了。我便說，今天大家活得這麼好，那是因為我們都到了一個福地。
香港真是中國人的福地，即使你生活在香港，天天投訴這投訴那，只要平心而論，就得承認這一點。如果在香港都呆得不稱心的話，那麼全世界華人地區，大概也沒有稱心之地了。
這天大家說了很多往事，但歸結起來，也就是兩個字：荒謬。真是荒謬的幾十年。到了今天，雖然外貌煥然一新了，但在根子上，猶如中央電視台新聞報道的用詞一樣，一成不變，金光燦爛包着一條農民起義的窮根，那是另一種荒謬。
陶傑雖然生在香港，小時候也跟父母回過幾次鄉。他說一九六五年回上海，看了一齣抗美援朝的電影叫《打擊侵略者》，從戲院出來，走在馬路上大聲問他媽媽：「怎麼韓國的首都叫平壤，而不是漢城？」他媽媽聞言大驚，不由分說，一個巴掌抽了過來，臉上頓時添了五根紅印，就跟今天北京孩子在街上胡說「劉曉波」的遭遇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