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出三卷並預計出八卷的《羅孚文集》，每一卷前面都有一篇「編者」寫的文章：〈我行我素我羅孚〉，介紹羅孚的事業和寫作生涯。其中提到：「1982年起，由於一個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在北京蟄居了十年。」又說：「北京十年，其實不是蟄居，是謫居。」沒有寫出來的「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他突然被中共召去大陸，後被逮捕並控以間諜罪，他認罪後被判十年徒刑。但實際上他連一天監獄都沒有坐過，而是判刑後就在北京被「監視居住」了。
那時大陸剛改革開放，又正值中英進行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內地社會颳起香港風，於是羅孚就在這十年，以他在香港生活三十多年的經驗，寫了好幾本關於香港的書，在內地出版，包括：《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和《香港文化漫遊》，用的筆名是「柳蘇」，柳蘇是柳宗元和蘇東坡，他說，我安敢自比柳蘇，只是取了二人遭貶謫之意而已。這十年是他有空閒寫作的時期，也是他寫作的另一次高峰。《羅孚文集》八卷，好幾卷都是那時的作品。以流暢清新文字向內地人介紹香港，也留下香港的舊時足跡。
已出的三卷中，我最感興趣的是寫一些作家事跡的《南斗文星高》。其中如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在香港的發表和夭折，他作為當事人的無奈和感受，讀來唏噓。他寫的老作家葉靈鳳、曹聚仁，都是當時我們這些文藝青年仰慕的人物，他還介紹當時在各報副刊都有地盤的鬼才作家高雄，和由他催生的新派武俠小說家梁羽生、金庸等寫作情事，以及許多可堪一記的香港文壇舊聞。只不過我們這一代的人事，也許正好都在羅孚離港十年中發生，他就較少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