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俄國大文學家托爾斯泰逝世一百周年。中國的三聯生活周刊特地做了一個特集，探討托爾斯泰時期的俄羅斯，以及文學對俄羅斯的影響，記者還特地到托爾斯泰逝世的那個破舊的火車站，實地探訪──這種採訪的念頭，香港的雜誌編輯是不會動的，因為他們總是生怕做出來的事情沒有讀者欣賞，卻不想如何去做一件引導讀者欣賞的事情。
一百年前托爾斯泰已經老得不行了，但他還是離家出走，固執地逃避妻子索菲婭。他來到那個叫阿斯塔沃小車站，已到油盡燈枯之時，結果死在那裏，但臨死之前，還不准已經趕來的索菲婭進房看他。
於是在他死後，索菲婭就成了所有托爾斯泰崇拜者的攻擊目標，他們渾忘了她從十八歲開始，為托爾斯泰做了幾十年的謄抄工作，將他潦草的手稿謄寫清楚交給出版社，讓世人看到了偉大的作品。
後來還是高爾基出來打抱不平：「那個女人跟一個富於創造性又煩躁不安到極點的大藝術家生活了五十年，而現在，人們只有在高興誹謗她的時候才想起她。」
最後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一百年之後，在今天依然適用。
托爾斯泰逃避老婆自有他的原因，但旁觀者又有什麼資格來判斷自己跟着也有審判托府家事的權力？世界上太多「公義」和「私愁」分不開，一百年前的昨天是這樣，一百年來的今天是這樣，一百年後的明天，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