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參與組織了十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給各國政治領袖的公開信，敦促各國領導人要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釋放劉曉波，解除對他的妻子劉霞的軟禁，許多人權活動者也在不同場合提出了相同的要求，迄今為止，這些努力尚未取得實效，劉曉波仍然作為中國的「罪犯」在服刑，而劉霞則被完全非法剝奪自由，與外界失去所有聯繫。隨着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日期的臨近，劉曉波希望劉霞出國代為領獎的希望正變得越來越渺茫，作為劉霞委託的聯絡和處理有關諾貝爾和平獎頒獎事務的代理人，我必須再次向中國政府呼籲：讓劉霞出國代劉曉波領獎！
勿為中國人權添新論據
中國政府完全非法地限制劉霞的自由，所有可能作為劉霞邀請嘉賓出席頒獎儀式的國內朋友均被限制出境──作為邀請嘉賓名單的最後整理者，我不得不遺憾地說目前已不太可能有一個劉曉波的國內朋友在十月八日之後還能順利出境到達挪威。中國具有目前全世界最為龐大的政府體系，而這個政府完全可以置法律於不顧，任意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並對他們的抗爭進行打壓，因此，多年以來，中國的異議人士面對的是一個幾乎不守任何法律和政治規則的政府，他們的奮鬥是在一種外人難以體會的艱難環境下進行，因此，對於他們所取得的成績，我們必須給予更高的敬意。
也許，中國政府還將為我的論證、為中國人權狀況的惡劣添加一個更為有力的論據，那就是二○一○年十二月十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廳裏迎接舉世目光的空座位！
我不希望這樣的一幕出現，無論如何，民主和法治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各界認可的方向，三十年來的發展過程也表明中國社會具有進步的潛力，那麼，中國政府為甚麼一定要用奧斯陸的空座位來抹煞自己三十年時間費心營造的「改革」、「開放」的國際形象？
化解空座位的控訴含義
在中國政府眼裏，西方總是「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試圖顛覆中國國家政權。至於我這種長期的政治異議者，則無論說些甚麼，在中國政府眼裏，都可能是針對政府的陰謀，但即使是這樣，我仍然要說，讓劉霞出國代劉曉波領獎，即便不能算是中國政府、民間力量的「雙贏」，也將是雙方都應該爭取的並非最壞的選擇。在國際社會和劉曉波的海外朋友而言，無論劉霞能否出國，十二月十日最重要的主題都是慶賀，而劉霞的到場將使我們心中的快樂更自然地溢出，我們希望能與曉波──至少是他的家人──一起分享這個時刻，而對中國政府來說，除了避免國際形象上的進一步損失，劉霞在奧斯陸的出現將在很大程度上化解空座位的「控訴」性的象徵意義，我想，這是中國政府應該接受的必要的妥協。
中國政府必須學會妥協。儘管中國政府仍然具有無可質疑的抓捕劉曉波、讓劉霞「被失蹤」的權力，但是民間力量的形成是無法避免的趨勢。更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權意識和人權標準的提升、訊息傳播的便利，使國際評價和反應成為中國變革中不可忽視和回避的一個因素，畢竟，追求自由和人權的力量是無法被國境徹底分割的，在劉曉波獲得國際最高獎項的時候，中國政府如果不能對基於普世價值的國內外自由力量展現基本的尊重，那麼，正如對劉曉波的重判直接影響了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一樣，無知和蠻橫必將引起一連串的後續反應，使劉曉波的獲獎效應一步步擴大提升，這將使中國政府越來越被動地應付一系列新的問題。
望中國領導人展現智慧
我深知一切專制政權的行為邏輯，他們信任看得見的強力，而不在意良心的潛流。對於說服一個強權政府進行理性的選擇，我從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但文明是我們衝擊專制統治的唯一手段，即使最終證明為虛妄的幻想，我仍然願意選擇信任每一個人──也包括中國政府體制內的官員，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喚起自身的榮譽感、責任心和理性選擇的能力，一起共同尋找社會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一直認為，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不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羞辱，而是向中國發出希望改善的訊號，促使每一個人向前走，也促使中國政府敢於面對內心的自卑、恐懼、愚狂和虛弱，走出新的政治道路。正如劉曉波以「罪犯」的身份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原則，我願以希望和信任的態度，呼籲中國政府展現出基本的文明姿態。頒獎在即，時間在流逝，未來的十幾天已是中國政府避免繼續自我羞辱的最後的機會，而我也希望這是中國領導人展現智慧和妥協精神的開始。
中國政治必須放棄愚昧、仇恨、猜忌與對立，必須用新的視角來審視我們所處的世界，而這也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於未來中國的重要意義的一部份，由於被這一偉大的獎項所感動，我們需要更深刻地理解現實與未來的艱難命題，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不應置身這一審視和理解的過程之外。
我想，二○一○年十二月十日不應僅僅是屬於劉曉波和中國異議人士的時刻，它應該是屬於全中國的時刻。
楊建利
旅美學者，劉霞委託處理和平獎事務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