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毒奶粉受害家長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判囚兩年半，昨日是其上訴時限屆滿。令人震驚的是，關押趙連海的看守所，不只繼續阻止代表律師與趙連海會面，還出示由趙連海簽署的解聘律師的字條。當局如此玩弄法律程序於股掌之中，在在顯示中國仍停留在以黨管法、以法治國，所謂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只不過是自欺欺人，實在是無恥之尤。
如果僅僅從法律程序來看，趙連海當然有權隨時解聘代表律師，但自他被判囚之後，家人、律師都見不到他，反而看守所、新華社成了其代言人，這是何等荒謬？趙連海為抗議審訊不公，當日在法庭上已宣佈絕食，其後身體情況如何？他為甚麼突然解聘自己信任的律師？他是否放棄上訴，還是已自行提出上訴？北京市中級法院是否受理其上訴？對外界關注的這些問題，當局都拒絕回應。
本港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早前曾聯署或單獨上書北京有關部門，為趙連海求情，但據稱北京已出面安撫他們，請他們稍安勿躁，還暗示要趙連海以放棄上訴換取減刑。
對於一些享受小圈子選舉、黑箱作業、枱底交易的親北京人士來說，目的已經達到，自然對趙案不再置評，以免惹惱北京，偏偏還要擺出一副為趙連海及其家人負責的架子。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向北京求情、要求為趙連海減刑，其實質是對30萬毒奶粉受害家庭的二度傷害！因為，趙連海是無辜的，哪怕是判囚一天都是寃枉的、不可接受的。那種以求情換取減刑的做法，只是對北京當局玩弄司法程序、玩弄民意的迎合，其實質是縱容當局以法律程序懲治無辜良民，還要被懲治者去領情、去感恩戴德。
中共在1950年代建政初期強調黨的領導、只接受「依法辦事」，最高檢察院、最高法院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分別肉麻地表示「檢察機關必須完全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做黨的馴服工具」、「人民法院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成為黨的馴服工具」。至1980年代，中國推行改革開放之際，提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糾』」，主流口號也改為「以法治國」，1990年代才正式更名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
但是，從趙連海被拘捕，到被判囚，再到上訴備受阻撓，當局展現的是以法律程序懲罰不聽話良民的功夫，而不是依法治國的誠意，顯示中國的法治口號變了，當權者的理念、心態未變。只要現實中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未變，法律及法律程序就只是當局治理國家、懲治民眾的工具，檢察院和法院就只是聽命於中共黨委屬下的政法委、為維穩而壓維權的工具。
因此，關注趙連海案的香港市民、團體，向北京發出的呼籲，不應該是求情、不應該是減刑，而是應該要求北京立即無罪釋放趙連海，或者要求北京接受趙連海及代表律師提出的上訴，透過公開的聆訊，還趙連海一個公道！還30萬毒奶粉受害者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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