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的專制主義政治傳統，使中國人普遍存在一種「認命」心態，對於可能損及自身或社群利益的事，明知不對，多不願據理力爭，而無可奈何地「認命」，接受掌權者的安排。香港人在法治社會生活得久了，逐漸形成不「認命」而「認法」的價值觀，為了維護自己及社群的利益而力爭。但由於缺乏政治上的民主，因此這種力爭的性格只能在任何事情未成定局之前發揮，一旦已成定局，原先據理力爭的人也會感到無力與無奈，多半不是認命就是為個人另謀出路，不願再爭了。自三十年前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以來，因為碰到了一黨專政的北京當權者，於是港人爭不過只好認命的事就一再發生。中英聯合聲明如是，《基本法》如是，二十多年前一百多萬港人簽名反對建大亞灣核電廠也如是。
極為罕有的在力爭之下成功的例子，是03年反對23條的抗爭。50萬人上街促成了董建華與中央暫時收回成命，但倘若不是田北俊轉態，立法會硬是通過了23條立法，香港人會否不得不認命，也很難說。
另一個爭取了二十多年仍有眾多香港人不認命的，是香港的民主普選。由於北京當局一再食言，由人大常委作出釋法和「決定」，把民主普選不斷拖延。中共甚至不惜違反《基本法》，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由《基本法》的「三部曲」（立法會2/3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人大常委批准或備案），改為「五部曲」（增加了特首先向人大提交報告以及人大決定是否要修改這兩部）。在04年人大作出這違反《基本法》的決定後，香港特區政府從「認法」變成「認權」，沒有為維護《基本法》作爭持。而香港大多數輿論與意見領袖，也在「五部曲」的強壓之下「認權」。多數市民則無奈「認命」。
任何國家或地區，只要奉行法治，決定政治體制的都是憲法，而不是執政黨、政府或掌權者個人。香港的政制，是由《基本法》決定的。但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說，「政治體制是中央的權力」，而香港「認權」人士也紛紛表示附和。按《基本法》，香港立會和特首的產生辦法全屬香港內部事務。但中央一再插手，定出2017和2020兩個普選時間表後，京官和內地學者明示要保留功能組別，《基本法》委員說普選要由中央定義。長期堅持爭民主普選的泛民第一大黨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兩次表示「特區政府廢廢哋」，因為特府「廢」，於是不惜與有權可以決定香港政制的中央溝通。這是民主黨由「認法」走向「認權」的轉變。真正「認法」的政黨和政治人物，是不必理會特府是否自廢武功或被廢武功，也應喚起民眾，要求特府落實《基本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的。
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已越來越普遍地由「認法」向「認權」傾斜。政府高官和政商名流，對劉曉波獲和平獎不置一詞；立會討論聲援趙連海時所有政府官員缺席，民建聯九名議員更一度全部離席；大亞灣核電廠五個月內兩度洩漏輻射，港方股東中電表示因大股東央企未批准故遲遲不公佈事故；準備角逐2012年特首寶座的梁振英，提出鄧小平應獲諾貝爾和平獎，並說對六四事件「未完全清楚」，要「等歷史評價」。
正是這位梁振英，1989年6月6日曾在報上刊登大幅廣告，列出三點意見，其中之一是「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他今天卻認為該給6.4下令開槍的鄧小平和平獎。他是基於甚麼原因昧着良心去「認權」作父呢？
在掌權的政治人物紛紛「認權」的情勢下，香港市民不得不趨於「認命」。其實「認命」並不是中國文化傳統，儒家文化有「義命分立」的說法，義指是非對錯，命指成敗得失，儒家肯定人應把是非對錯放在成敗得失之前去考慮。然而，「義」所涉的是道德良知，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有道德良知，因此現代文明社會的「法」才是人人應依循的社會行事準則。
香港放棄「認法」趨於「認權」的政商名人和媒體越來越多。他們帶領市民從「認法」走向「認命」。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這些帶頭「認權」的人物，最終可能實現張愛玲的名言：「最可厭的人，如果你細加研究，結果發現他不過是個可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