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香港回歸中國13年，「事頭婆」英女皇去如黃鶴，取而代之是「為人民服務」的中國政府，但原來皇室猶在。高等法院一場民事訴訟，中國交通部屬下的廣州打撈局被控欺詐索償，打撈局提出源於皇室豁免權的「官方豁免權」，獲法官接納。雖然打撈局最終因未有及時提出申請而不獲豁免，但裁決引起港大三名法律學者質疑，擔心案例矮化了香港法院地位，並承認了不合時、不公平的皇室特權。
記者：蔡元貴
案件涉及「亞洲第一吊」大型打撈船華天龍號，2008年，華天龍被指未有履行合約，前往馬來西亞為離岸鑽油工程提供服務，被民事索償逾億美元。華天龍當時正來港協助打撈一艘烏克蘭沉船，卻因案件而遭扣押。華天龍船主廣州打撈局支付保釋金後，向香港法庭申請擱置訴訟，理由是打撈局是政府單位的一部份，享有「君主豁免權」。
將嚴重影響港金融聲譽
代表廣州打撈局的是資深大律師鄭若驊，他們提出，華天龍是由中國交通部屬下的廣州打撈局所擁有，因而最終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所擁有。高等法院法官石仲廉裁定，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前，英國君主在香港法院享有的豁免權，在《基本法》制訂及回歸後仍然有效；自主權回歸起，中國及中央政府已取代英國君主在香港享有君主豁免權。不過由於被告未有及時提出申請豁免，等於放棄權利，申請最終才被否決。
儘管廣州打撈局未能成功爭取「皇室豁免權」，案件卻為今後涉及中國轄下機關的訟訴，埋下不明朗的因素。最新一期《香港律師》封面文章，香港大學三位法律學者張達明、顧維遐及張憲初以「沒有皇室的皇室豁免權」為題，提出多項理由質疑法官的裁決，並憂慮案例造成深遠影響。
港大學者指出，縱然《基本法》保證香港高度自治，但石仲廉法官的判決，卻令香港法院地位遜於中國內地法院，因為內地法律並無官方豁免權的概念。倘若本案裁決正確，中央政府轄下機關即使純粹從事商業活動，仍可獲得起訴豁免，將會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本案爭議的官方豁免權源於英國封建時代規條：「國王不能犯錯」，在君主制度下，國王是權力的最終來源，並以帝王之尊對其子民實施統治。港大學者認為，應用此項原則來賦予中央人民政府及其轄下機關，在香港享有免被起訴的豁免權，是大有疑問。
指忽略了皇室特權基礎
石仲廉法官裁定，英皇室特權與《基本法》並無牴觸。港大學者則指出，《基本法》22（3）條訂明，由中央人民政府部門，或省、自治區或直轄市在香港設立的所有辦事處，均須遵守香港法律。如果香港法院對中央人民政府轄下機關沒有司法管轄權，那麼《基本法》這規定便只是一紙空文。
由三位港大法律學者撰寫的文章指出，石仲廉法官將英國皇室特權納入香港回歸後的新憲法秩序，忽略了皇室特權的基礎。
在英國，國王或皇后乃國家的化身，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條，國家的一切權利來自人民。
即使在愛爾蘭，最高法院早於1967年已經裁定，國家可就其侵權行為被起訴和作出損害賠償，拒絕繼承英國皇室的普通法責任豁免權。香港法院究竟應該擺脫古舊的殖民地枷鎖，還是繼續受到司法管轄權的限制，視中央人民政府及轄下機關為「皇室的象徵」？香港大學學者認為，本案影響深遠，希望更高級的上訴法院能夠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