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純如當年30歲不到就能寫出暢銷50萬本的歷史相關書籍，《南京》97年出版時已連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超過10周。在母親眼中，女兒成功絕非僥倖：「小時候，我們叫她養蠶，她也看很多書，寫《南京》之時，她對世界、對種族滅絕暴行、大屠殺都有看法，3年能寫好那本書，絕對不是幸運。」養蠶讓女作家從小就了解到，寫作是漫長的孕育與編織的過程。
年少讀書時期，張純如有典型作家的敏銳觀察力、獨立見解及個性，母親形容「Shewasnotthekindofpersonwhowantedtofollowthecrowd（她不是那種隨大流的人）」。在伊利諾大學由電腦轉讀新聞系，畢業後曾短時期在美聯社及《芝加哥論壇報》工作，後來不獲續聘，她失望但沒有放棄，轉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HopkinsUniversity）修讀寫作碩士課程，決心從事寫作。
發現「中國舒特拉」
《南京》除採訪了屠殺倖存者外，張純如努力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及耶魯大學圖書館查閱當年南京傳教士資料，發現一個德國納粹分子JohnRabe（拉貝）曾在南京安全區庇護數以10萬計的中國人，免遭日軍屠殺，儼如「中國的舒特拉」。受過新聞訓練的她，找到拉貝外孫女，拿到拉貝當年所寫的日記，在書中成為會說話會講真相的動人史料，成為控訴日軍暴行的有力證據。
除了《南京》，張純如第一本著作為《ThreadoftheSilkworm》（《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之謎》），第三部著作為《TheChineseinAmerica》（《美國的華人：一部敍述史》），都是與人權及公義有關，可惜她再寫日軍二戰時在菲律賓對盟軍所犯暴行《BataanDeathMarch》時，抑鬱問題嚴重，吃不下睡不了，最後走上自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