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和一個朋友駕着車在北京跑，他免不了牢騷滿腹：「這路面太差！道路管理混亂，其他車也都是笨蛋，胡開！總也跑不起來，哪像我在美國開車，路面好，大家都守規矩，人也少，那叫一個快！爽！」我在旁邊聽着，也難免浮想聯翩，不由推想着一個「快的烏托邦」──每輛車都是光速一樣飛跑，我們一眨眼就到達目的地，然後辦事也快，人與人之間沒有誤解，都透明化，都有知情權，我還沒開口呢，對方就明白我的意思，以光速處理完所有事情，然後，我們又以光速返回。換句話說，我們根本就沒動，事情全部搞定！這個「快的烏托邦」也正是慢的極至。這就是我們想達到的境地？我忍不住要和朋友調侃：「悠着點兒也好，欲速不達，可以談天說地，講笑話，發牢騷，分分心，走個神。反正也沒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朋友開着車的情形，正彷彿昆德拉小說《慢》的開篇場景。昆德拉不禁憂鬱地問，那些慢的情趣哪裏去了？他左思右想，編排一個中世紀貴婦的偷情故事。那貴婦人真是高手，整整一天一夜的偷情就沒有一件事情辦得快速利落：跟青年人兜圈子，講一些不着邊際的風雅話，要在花園裏賞月看星，推脫，生氣，甩手就走，走得急了，曳地長裙不免會受些羈絆，就需要攙扶乃至擁抱，做了一半，又說房間不妙，再摸黑換個地方……，總之，這像極了法國人德里達所講的「延異」，分岔、拖延、繞來繞去、胡扯瞎誑、漫無目的；不過，事情也辦得不錯，甚至可以說：辦得妙極了！因為即便是到最後，我們還搞不清楚：這遊戲好幾方到底誰跟誰啊？怎麼沒一點兒正經呢？
不過，現代西方的情調也已經由不得自己。就比如現代以來才正式誕生的「古典音樂」吧──巴赫的音樂在我們現在聽來，已是陳腔慢調，但十八世紀的人卻抱怨他太快了。莫札特也被指責音符太多、跑得太快，耳朵聽不過來。到了貝多芬，那一浪一浪的奔跑人們更覺得受不了。但現在還有誰嫌貝多芬的「快」？都還覺得那不夠過癮呢。1955年，加拿大的鋼琴家古爾德只用了38分27秒彈完巴赫《戈德堡變奏曲》，這是那個緩慢肅穆的巴赫嗎？人們驚訝不已，又歡欣雀躍。但是，事隔二十五年，古爾德並沒有越來越快，他倒慢了，彈一曲要用51分15秒，他甚至覺得仍然太快了。我看過一個關於老年古爾德彈琴錄音的影片，他的手指懸在琴鍵上方，很久不落下去，他寧願默想，想每一個音都延續出最長的時間，這首曲子永遠彈不完才好。那麼，這首曲子究竟應該用多少時間呢？到底怎麼樣才不快也不慢，最是恰到好處呢？──這，真是一個問題！
且讓我們假設，如果古爾德生活在現代中國，他會用多少時間呢？根據五十年代他在蘇聯開演奏會的記錄（36分多鐘），我猜想，古爾德在中國的演奏將不到30分鐘就彈完全曲。這一二百年的中國急得瘋狂，要二千年之未有大變，沖決羅網，打碎枷鎖，超英趕美還不夠，哎呀還要飛躍，六萬萬人齊躍進；要肅清流毒，二十年就四個現代化，要全面小康，乃至遇見瘟疫，也要來個「應急」機制，還要着急着抓緊民主啊政治啊，急着要加入世界、要配套改革……我們一心想着搞定、完成、坐穩，如果有人告訴你，事情永遠不可能搞定、不可能完成，那麼我們該如何是好？
近兩百年的中國其實已經變得夠快夠大：沒了皇帝，讀了兩千年的那些書已沒多少人再讀，小農國家已經變成世界工廠，人口翻了三四倍，平均壽命延長了一倍……，按照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三卷九章〈論一個好政府的標誌〉）的講法：人口越多的國家也就是更好的國家；那麼，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世上最好的國家了。假如真是這樣，我們還要活下去嗎？該怎麼樣生活呢？
現在的中國當然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套。他總還覺得眼前不夠好，總還覺得前面會更好，而更前面會更更好。我們離那個最好目的還差得遠，跑得還不夠快。真說起來，這個最好目的究竟是甚麼呢？達到了又如何？達到了這個目的之後，還值得活下去嗎？我甚至懷疑，我們非要有個目的，才可以活下去？難道我們不可以沒有目的？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當代中國人骨子裏大概都中了毛澤東的毒；相當多的人心底裏想的都是：改革、大發展、大飛躍，不迅速、乾淨、徹底地達到目的，不達到安全、可靠的民主社會，我們就不能開始正常生活，更不能開始慢條斯理、有滋有味的文化生活。但我最近不免常常疑惑：如此龐大的中國，朝夕之間到底還要跑了多遠、變化多大才算夠呢？
知足常樂、難得糊塗是飽受嘲笑的中國老話，卻也是快樂、快活的真精神吧。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看似幾千年不變的老大中國，且慢且快，大變劇變還要繼續變，到底怎樣才好呢？
舒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