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雷峯塔》、《易經》出版了，皇冠出版找了一位認真的譯者，仔細推敲，翻出了唯妙唯肖的張愛玲口氣。譯得真好，好到讓人擔心——怕讀者很容易就忘掉了張愛玲這兩本書原來是用英文寫的。
當然，更怕的是，張愛玲和英文之間的關係，愈來愈被遺忘了。張愛玲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天才夢〉，是用英文寫的。二十歲前後，她還用英文寫了〈更衣記〉、〈中國人的宗教〉等文章，發表在上海租界的報章上。〈中國人的宗教〉從題目到寫法，都像林語堂會寫的，的確，張愛玲一直對林語堂抱持高度敬意。
另外還有一個她「敬之如神」的對象，是胡適。文學史上留下的一段佳話，就是張愛玲將《秧歌》寄給了胡適，胡適竟然認真讀完了，回了一封信給了很誠懇的意見。不過，佳話歸佳話，這件事還是難免惹人嘀咕：胡適的文學造詣有那麼好嗎？從文學成就上看，張愛玲應該高過胡適許多吧！張愛玲崇拜胡適，顯然不完全出於文學標準，而是加入了胡適的歷史地位，以及胡適運用英文的能力等元素吧！
張愛玲將自己的《金鎖記》擴充改寫成英文小說《TheRougeoftheNorth》，然後又自己譯回中文，成了《怨女》。《秧歌》、《赤地之戀》應「美國新聞處」之邀書寫，也有過要寫成英文本的計劃。她還曾經將全本的《海上花》從吳語譯為白話，又譯成英文。她最私密的兩部自傳小說，《雷峯塔》和《易經》，是用英文寫的，另外還留了一部英文寫的《張學良傳》，至今尚未出版。
張愛玲和英文的終身糾纏，一方面源自於她後來在美國謀生的需要，不過更關鍵的，畢竟是她上海長大的租界背景。後面這點，那就不是張愛玲一個人的事，而牽涉到民國歷史的特性。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差異之一，就在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和殖民租界相終始。租界是那幾十年內太重要的「事件發生第」（locale），更是推動事件主要力量的發源處。租界是中華民國的恥辱、包袱，同時卻也是其變動活力的樞紐。
租界的存在，或說那麼多事情在租界存在，決定了那個時期的中國社會個性。有一整代中國知識青年，視以英文寫作，為理所當然的目標。胡適去美國留學，才沒有幾年就自然地在日記中夾雜大段英文，而且準備了英文講稿，到處演講。夏濟安年輕的時候，立志就是要做「中國以英文寫作的第一人」，並且積極創作英文小說，和弟弟夏志清反覆討論英文寫作上的種種深刻問題。夏志清後來用英文寫書，從來就不屑用「論文體」，寫得洋洋灑灑，恣意縱橫，漂亮極了。另外還有寫《花鼓歌》成名的黎錦揚，小說還改編成了百老匯的音樂劇，轟動一時。
這應該算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民國現象」吧！民國時期，知識青年與英文之間的關係，當然另外聯繫到他們和西方文化間的關係。那是一個「全盤西化」的口號還有面值的時代，那是一個民族主義內容——該如何救中國讓中國在世界獲得尊重——尚未清楚律定的時代，那也是一個透過租界及其他經驗，人有機會過「華洋雜處」生活的時代。而這些特點，又正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有效予以打壓取消的。前後對照，形成強烈的斷裂。
在這個意義上，張愛玲真是「民國女子」，或許我們也就能夠沿着張愛玲與英文的這道線索，重新探討「甚麼是民國」吧！
文：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