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時間在電視上看到諾貝爾和平獎宣佈頒給劉曉波的消息。劉曉波太太劉霞在接受訪問時興奮卻平靜。筆者反而忍不住鼻酸了。
劉霞說謝謝諾獎評委，謝謝哈維爾、達賴喇嘛及許多海內外人士的支持，但其實她更應感謝中共當局，倘若中共不是給劉曉波判11年重刑，倘若中共沒有對挪威諾獎評委施壓，劉曉波未必可以獲獎。
劉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為每一個中國人爭取憲法賦予的人權。劉曉波獲獎，等同於每一個中國人獲獎。
筆者真誠希望，中共當局對劉的獲和平獎，採取大國寬容的態度，趁機會釋放劉曉波，並推動符合憲法與兩個人權公約的改革，而不要與諾獎所揭示的普世價值對着幹。
曾長期擔任倫敦《金融時報》駐蘇聯記者的DavidSatter年前寫了一篇講蘇聯解體經驗的文章，文章提到，許多西方人都認為蘇聯異見人士不重要，因為他們數量微小，勢單力薄，缺乏政治力量以至民眾的支持，只代表他們自己。Satter認為這看法是錯的，因為這些人雖然數量少，但他們代表了普世道德，只要他們留在蘇聯境內，即使在監牢中，他們就是這個國家生命的一部份，他們的榜樣會影響許多不敢自己來捍衞普世價值的人。當那個政權開始削弱時，人數不多的異見人士在廚房裏討論的話題，就成為百萬大眾的主導觀點。其結果是，蘇聯的崩潰便不可停止了。
Satter又說，在俄國，許多蘇聯解體後上台的改革者都認為只要搞好經濟就行了，其他事情自然應刃而解，但事實上經濟發展並不能代表社會價值，人們需要一個價值系統來指導和約束其社會行為。由於道德方面的改變被忽略，前蘇聯的共產主義道德規範遂被猖獗的犯罪所代替。他認為，引致蘇聯解體的普世道德價值，應成為建設新社會的基礎，而使民主轉型得以完成。
中國今天正是面臨Satter所說的兩種狀況。異見人士在內地獲支持的人數雖不多，但受惠於互聯網，使他們代表的普世價值，獲得較多網民支持，他們的人權觀念，必可成為廣大民眾的主導觀點。另一方面，中國儘管仍維持着一黨專政的政治局面，但市場經濟發展已把原有的社會主義道德冲垮了，全國的唯一信仰就是金錢，此外就沒有別的信仰了。經濟不代表社會價值，沒有道德和價值系統來約束行為的社會，無數的商業行為都以損人利己為目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同政治特權市場經濟，各地當政者以過度暴力損害民眾利益的方式求經濟發展，社會的不公正成為普遍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受壓迫者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民眾報復心理造成社會的動亂和暴力事件頻頻發生。中國確實處在社會危機中。
在這樣的時刻，劉曉波和303位發起人起草的《零八憲章》，根據現行中國憲法，根據中國已經簽署的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提出了中國政府有義務和責任履行本國憲法、法律和國際公約，兌現它對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承諾。
這可以說是最溫和、最合法的改革主張了。溫和到引起流亡海外的部份異見人士的抗拒，他們指摘《零八憲章》沒有提出結束一黨專政，指摘劉曉波不該承認中國憲法有「尊重和保障人權」元素，並認為「人權是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然而，正因為《零八憲章》的溫和、非暴力，以及提倡在現有體制內改革，使中國既得利益者無法找到任何理由予以反對，更得到眾多中共老黨員、老幹部支持，對既得利益的當權者造成更大壓力，當權者於是蠻幹，把從來不涉任何暴力的劉曉波，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11年。
今年初內地流傳一個政治笑話，胡錦濤會見清查《零八憲章》源頭的專案組，胡問：「聯邦共和國出自何處？」專案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公報，原文提法：建立一個自由的聯邦共和國。多了個自由。」胡問：「軍隊國家化呢？」專案組：「出自周恩來選集。原文是：必須實現軍隊國家化。多了個必須實現。」胡問：「那麼讚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處？」專案組：「（當年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社論。原文提法是：美國代表了民主社會。多了個美國代表。」胡問：「解除黨禁呢？」專案組：「這是毛澤東反對國民黨時提出的口號，原文提法多了個：打倒一黨專政！」胡問：「那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呢？」專案組：「這些憲法裏全有！」
劉曉波在《零八憲章》提出的理念，是中共建政前所提的民主理念；劉曉波的主張，不外是要中共切實履行憲法和所簽署的國際人權公約。劉曉波所要推動的，是使中共從越來越極權、越來越野蠻的統治中，和平轉型到中共建政前所提的民主體制中去，與普世價值接軌。劉曉波代表每一個無權無勢的中國人的心聲。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是頒給劉曉波，而且是頒給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