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上世紀，瑞典已奉行計劃經濟，中國有社科院、發改委或當年的計委，瑞典亦設有國家經濟研究所，將瑞典學派理論及分析用於社會。瑞典不設最低工資制，但實行團結工資制度，由勞資雙方以協商形式，商討工資水平及分配比例。
上世紀60、70年代，是瑞典模式的收成期，無論經濟、企業盈利、工人工資均改善不少。90年代初，瑞典資產泡沫爆破，社民黨短暫下台，一度被指是「瑞典模式的破產」。時至今日，瑞典人均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超過60%，全國平均工資佔人均生產總值超過90%，反映工資分配上接近人人平等。按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報告，瑞典名列頭5大，證明政府主導、工人福利及經濟發展三者可並存之同時可以不構成衝突。
祖國在產業結構、國民素質上暫無可能與北歐相提並論。在收入分配問題上，中國更缺乏工會角色及功能。但既然中國共產黨是工人起家，現在又是萬千國有企業大股東，這種勞資兼備的角色，聽落精神分裂，但若深信祖國仍是大公無私的人民政府，改革收入分配的宏願在中國是大可實現。
要打破國企壟斷
長期國有企業壟斷，造成行業缺乏競爭，工資提價亦受限制。再者，工資增幅遠遠落後企業盈利增長，工人意欲下降之餘，國企長期保留大量盈利結果是高管貪污或資金從事投機。打破企業壟斷，再加之以提高國企盈利上繳比重，經中央重新分配以惠及社會各階層，可能是祖國下一階段的攻堅環節。
中國的收入分配改革搞得成功，百姓福祉改善，這不但有助真正建立中國社會主義模式，還成功填補多年來的發展理論，意識形態空間。成敗與否，當然繫於政府是否廉潔及是否真正愛民如子。這一刻，我還是具備信念的。
胡孟青
作者為獨立股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