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半世紀前開始從事寫作生涯，就認定寫作固然是個人情感理念的表達發揮，但也必須是讀者公眾關注的話題。因此我一直避免寫自己的經歷和身邊事。許多寫作者總愛圍繞着自己的圈子，愛寫自己的感情生活，文章不斷講我我我，雖然我不否認也是她（多半是女性）的風格，但就不是我這杯茶。
大約三十年前，我因忠於自己而否定自己，走上從認同中國轉向重新認識中國的道路，被左派陣營掃地出門，其中經過複雜，而且讓我對中共政治和一些人的面孔大開眼界。當時我仍掌着甚有影響力的《七十年代》月刊的筆政。有朋友鼓勵我把這段經歷寫出來。我也覺得這會是讀者關心的題目，而且也有市場價值。然而我又覺得這畢竟是自己走什麼道路的個人的事，而且我寫出來也只會是我的一面之詞。如果讓這話題佔了雜誌的篇幅，雜誌的視野就窄了。
這樣大的人生轉折，我都沒有寫，可知我是真的不喜歡寫自己。妻子故去，對我的打擊比任何事情都大。我沒辦法寫別的什麼，卻又只能用寫作來分散精神，於是開始寫些個人感情事。但我知道，對我來說是大事，但其實是幾乎所有人都會經歷的老年喪偶的平常事。所以我在去年初開始寫悼亡文章時就說：「我不知道讀者們是否願意聽我的故事。」我真是對別人是否要看這些文章沒有信心。因此上週二的小文也誤解了陶傑的話。
上週小文刊出後，即接到孔捷生、張敏儀來訊，說我錯讀了陶文的含意。我自己再省視一下，發覺我真是過分敏感了。我即發短訊給陶道歉。他回訊說他很受我的悼亡文章感動，尚要諷刺者，豈存人性乎。另外也有多位讀者來信鼓勵。我在欣慰之餘，也不得不為自己過分敏感造成的朋友讀者不安深感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