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真不可靠，最近在香港電影資料館看阮玲玉主演的《再會吧！上海》（1934），還以為是第一次看，可就覺得眼熟，尤其是阮玲玉飾演的白露在診所裡被無良醫生迷姦的一場。事後終於想起來了，1988年我在藝術中心工作時策劃過「三十年代的銀幕女神：阮玲玉、瑪蓮德烈治、格列達嘉寶」，阮玲玉部份共選映六部作品，《再會吧！上海》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戀愛與義務》（1931）、《歸來》（1934）和《國風》（1935）都還沒有被挖掘出來。翻出陳年的訂票小冊子來看，上面清清楚楚寫着：《再會吧！上海》「缺前三本」，跟這回資料館放映的應該是同一個「殘本」，當時還同場加映長三十分鐘的《阮玲玉紀錄片》，也是從中國電影資料館借來的。
這回重看此片，診所迷姦這一段戲，仍覺觸目驚心。好色醫生讓白露躺在檢查床上，給她帶上一副像泳鏡的黑色眼鏡，然後關掉房燈，扭開射燈，猶如審犯。男性加上專業的強勢，就那樣把一名柔弱的女性，欺壓得毫無招架的能力，不由得令我想起了《風聲》（2009）裡黃曉明飾演的日本軍官，以量度身體羞辱李冰冰的那場戲。事後，禽獸醫生去接聽電話，吊帶從腰際掛下來，要多猥瑣有多猥瑣；而白露則迷迷糊糊地在一片黑暗中醒過來，漸漸意識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沒有歇斯底里的反應，沒有痛哭流涕的悲慟，她只低頭默然離開診所，將屈辱帶返寄居的姑母家，直到看到掛在牆上的輪船油畫，聯想起她傾慕的男人才掩面埋頭在沙發裡痛哭。白露從小城來上海時，在輪船上認識了由張翼飾演的正直大副，那輪船代表了她對愛情和美好生活的憧憬。
阮玲玉的表演藝術總是不露聲色而層次豐富的，尤其在極悲的時候，跟一般默片的演繹方法很不一樣，非常現代。曾與阮玲玉多次合作的鄭君里認為《再會吧！上海》是阮玲玉的敗筆之作（鄭君里：〈阮玲玉和她的表演藝術〉，原載《中國電影》1957年第2期），現在看來，倒覺得她在片中的演繹比她在《新女性》（1934）更為細膩複雜。再看片中兒子病危一場，白露從舞廳趕回家，當她打開房門，看到來應診的醫生竟就是孩子的父親。那男人露出錯愕神色，而大特寫下的阮玲玉，倒紋風不動，再複雜的感情都隱埋在那張單薄敏感的面孔底下；她轉而望向嬰兒床和站在旁邊苦着臉的房東太太，一切了然，眼淚默默地流下來，她無力地坐下，就那樣呆呆地望着床上那過早枯萎了的小生命。男人也明白過來了，他拿起公事包和洋紳士手杖，戴上帽子慢慢步出房間。她猛然回頭望，緊握拳頭；恨，是的，她當然恨。頓一頓，回過神來，她頹然跪倒床前。那一刻，她傷透了心，但想必也解脫了。對這不請自來的小生命，她是既愛且怨，充滿矛盾的。為了這孩子，她出賣尊嚴；現在孩子已離她而去，那男人也徹徹底底地走出了她的生命，她終於自由了，然而，這自由已是千瘡百孔，讓人不堪回首了。
《再會吧！上海》和《新女性》這兩部作品極為相似，阮玲玉飾演的都是從小城鎮去上海謀出路的知識女性，不但吃盡男人的虧，成為單身母親，同樣為孩子的疾病而走上賣身之路，而最終都救活不了孩子。在這裡，我最感興趣的倒是這些知識女性面對繁華都市物質生活的心態，當然還有她們對身邊兩名「進步」男士的感情。
《再會吧！上海》裡的白露初到上海時，對姑母家的燈紅酒綠也不是完全無動於衷的；當她趴在窗前，看吳醫生送情人乘車離去時，心底裡一定是複雜的，一方面對樓下的糜爛生活不無好奇之心，但隨即想起大副在船上警戒她的話：「大城市處處充滿陷阱」，不無警惕。然而，暮色低垂，晚風吹皺一池春水，眼簾底下，窗外夜上海的華麗妖魅，還是充滿誘惑力的，令人心生遐想。那情景，不由得令人想起張愛玲〈第一爐香〉裡葛薇龍第一次走進自己房間的一小段文字：「薇龍拉開了珍珠羅帘幕，倚着窗台望出去，外面是窄窄的洋台，鐵欄杆外浩浩蕩蕩都是霧，一片濛濛乳白，很有從甲板上望海的情致。」葛薇龍對自己的處境，由始至終都是清醒的，而悲哀也正在於此；白露呢，我們不清楚她對現實生活有甚麼具體的打算，日復一日，她是否也終會變成樓下那種生活的一份子？銀幕上所見，她常獨個兒在房間裡看書，可能是她的興趣所在，也很可能是受了正直大副的影響。因此，當大副在她失身之後帶着禮物來訪時，她自慚形穢，不敢相見，及至她定下神來跑去窗前看時，街道上空蕩蕩的，理想已離她遠去。但女子的多情與決斷卻也往往是令人欽佩的，她最終把所有衣衫東西都留給了房東太太，放走籠中的小鳥，只帶走大副送她的瓷器花盤。
在同年攝製的《新女性》裡，阮玲玉飾演的韋明租住上海精益里的客堂間，她來這座大都市已好幾年，有穩定的教書工作，更埋頭寫作，有志成為小說家。看她的寓處，放置着沙發鋼琴，散滿一地書刊，凌亂中透着小資產階級文化人的味道。在她傾慕的出版社編輯余海儔（鄭君里飾演）面前，她風情萬種，毫不避嫌，親暱地挨着他的身體，輕撫他的頭髮，甚至親自點燃香煙，送到他的嘴裡去，一切都來得那麼自然。然而，這名有為青年，滿口進步思想，卻沒膽闖情關，韋明最後落得如斯慘淡收場，「萬惡的階級敵人」固然罪不可恕，余海儔那冷漠的清教徒式生活態度，亦多少要負上點責任吧。
阮玲玉死後，不少人為文悼念，但以費穆最有自省：「聯華的導演和演員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藝友』的關係而不是『朋友』，這是一個特點，同時也是缺點。特別是女演員，往往不拍戲就沒有見面的機會，阮的私人生活和她的痛苦是不容易被人知道的。阮的訟事直到最後也沒有一個同事替她策劃應付。這件事，我們至今引以為憾。」（〈阮玲玉女士之死〉，原載《聯華畫報》第七卷第七期，1936）這一段話，放諸《新女性》的故事裡，也頗為貼切。片中有一個鏡頭，很能說明三十年代如片中韋明或現實中阮玲玉這類女子的處境：余海儔來訪時，二人站在書桌前，背後牆上掛着韋明一張明艷亮麗的照片，前景桌中央有一尊不倒的娃娃玩偶。韋明說：「這是我買來預備送給一位我所愛的女性，你應該喜歡她，她是一位不倒的女性。」牆上的照片代表了她作為男人慾望投射的對象，那一頭短髮穿運動衣的女娃娃則像極了住在後廂房的紗廠女工李阿英，是「進步女性」的典型形象，而在這兩者之間，就是現實生活中的韋明。余海儔呢，他雖然站在韋明的身旁，卻只懂得要求女子「進步」，而完全壓抑了她那有血有肉、女性柔情的一面。
阮玲玉十六歲考入明星電影公司，第一次登上大銀幕，演出的是鄭正秋編劇、卜萬蒼導演的《掛名的夫妻》（1926）。其後，她在明星和大中華拍了不下十部電影，都沒有大紅；根據她同代人（如胡蝶和孫瑜）的憶述，阮玲玉真正發揮出她的演員潛質，是在她加入了聯華公司以後，第一部演出的影片就是孫瑜的處女作《故都春夢》（1930），接着下來，她的演藝事業一帆風順。孫瑜也曾說過，他自己的電影藝術生涯也是從1930年參加聯華起才真正開始的。聯華的組成，匯聚了很多來自不同背景的電影界人士，從1930至1935年期間，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自由的創作環境，吸引了不少有理想的年青人，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電影工作者。王人美在她的回憶錄《我的成名與不幸》裡，曾憶述蔡楚生在聯華的蛻變：私人生活上，他戒掉了抽鴉片的惡習；電影事業上，他深受左翼影人的影響，成就了如《漁光曲》（1934）和《新女性》等左翼電影的經典之作。
阮玲玉有一張照片，流傳甚廣：她身穿樸素村婦布衣，正在低頭入神地看書，這是她在攝製費穆導演的《香雪海》（1934）期間被拍下來的。1934是豐盛的一年。在那短短的一年裡，她主演了五部電影，分別是費穆編導的《人生》和《香雪海》、朱石麟編導的《歸來》、鄭雲波編導的《再會吧！上海》和吳永剛編導的《神女》。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演員如何能夠進進出出那一段又一段叫人揪心的情節，而最終還要回到比任何電影和戲劇都更讓人難堪的現實生活裡。在理想和現實落差那麼大的環境氛圍裡，敏感聰慧如阮玲玉，肯定受到很多衝擊。翌年，她主演了兩部作品：蔡楚生導演的《新女性》和羅明佑、朱石麟合導的《國風》。諷刺的是，這兩部作品一左一右，但裡面的理想新女性都合該是過清教徒式生活的「聖女」。
據說當年阮玲玉的影迷中，以學生居多，尤其是大學生，而她的對手胡蝶，則很受小市民歡迎，當中差異，大抵有點像我們六十年代的蕭芳芳和陳寶珠，分別是「番書女」和「工廠妹」的偶像。1935年2月21日胡蝶動身去蘇聯參加莫斯科電影節，同船的有赴蘇演出的梅蘭芳及其劇團。那是她第一次到國外去。3月8日，阮玲玉選擇提前離開人生的舞台。在《胡蝶回憶錄》裡，她憶述歐遊之前，兩次登門探訪同鄉又是同行的阮玲玉。第一次阮玲玉不在家，只見到了她的媽媽和養女，第二次才見上了面。談到胡蝶這次出訪，阮玲玉是又高興，又感慨：「……不知我此生是否還有此機緣。」說着說着，不覺眼圈也紅了。坐在電腦前，我想像着這兩名美麗的女子，坐在光線柔和的上海廳堂裡，談談說說，閒話家常，一起消磨了一個下午，想必也茗茶吃點心吧。我不知道她們有多知心，但我願意相信，她們共渡了一個很人性的初春午後。
（此文同時發表在香港電影資料館《通訊》第53期，2010年8月）
黃愛玲
香港電影資料館前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