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下，透過鏡頭，在莊嚴的十字架和垂目的天使像之間，他照見人間的苦厄。
他叫秦偉，在香港出生長大，在法國讀藝術，93年回港，任職報館攝影記者，公餘埋首紀實攝影，2000年開始到亞洲不同地方拍攝。「香港位置好，好快就可以去到東南亞好多地方。我想探索赤貧國家的情況，對人的存在的探索」。去年他索性辭工，全情投入他的拍攝計劃。
六年前開始，秦偉經常到菲律賓馬尼拉，想拍一齣《鐵路村》的紀錄片。鐵路兩側，綿延不絕是貧民區，大人佔據路軌旁每寸土地以至火車橋架底下，搭屋棲身。幫會借用路軌建立起載人送貨的手推車運輸系統；小孩和貓狗就在火車轟轟來去之間，在路軌上追逐嬉戲。
有錢人的墳墓像別墅
菲律賓政府後來要改建鐵路，把貧民趕到遠離市區的所謂安置區。他們在那裏根本無以維生，只好折返城市。秦偉聽說一些居民竟搬到公墓，於是又跑到馬尼拉的公眾墳場，沒想到那裏不只是亡者的安息地，更早已住滿貧民。
當地貧富懸殊，有錢人的墳墓有上下兩層，像別墅一樣，有的貧民就這樣住進去，但更多的是破落又擠擁的墳墓，人們睡在石棺上，下面是屍體，「有些人甚至住了三代。因為不用交租」。
秦偉很震撼，開始了另一個拍攝計劃，取名《在天堂之下》，在墓地的天使像之間，用相機記錄人們的生活。墳場的衞生條件極差，墓穴成了擺放家當的層架。那裏的女孩很早就生孩子，坐在墳頭間餵哺嬰兒，成群的小童在墓碑前跳繩、玩耍，貧病的老人午後動也不動的睡在石棺上，石棺內是一個靈魂已經離世的軀體。生老病死，都濃縮在同一空間。
拍攝別人的苦難，秦偉自訂兩個原則：一，不以獵奇心態看待受訪者；二，不可誇張別人的痛苦作為圖片賣點。「墳場很多屍體露了出來，但我不會拍攝。我也很少拍人物的大特寫」。
04年拍攝前，秦偉也不大了解菲律賓這個國家，「雖然好多菲律賓人來香港打工，甚至住進我們家裏，但大家很少會問他們為甚麼來港打工，也不會主動關心他們家鄉的情況」。他搜集資料，又透過一些在港工作的菲律賓攝影師打聽，到馬尼拉之後，再找當地的朋友帶路。
拍攝開始時先跟當地人傾談，「讓他們明白我在做甚麼。我做過攝記，有時不用多久他們就接受我拍攝，也有人即時拒絕，不想慘況被拍。那也沒所謂，可以照樣傾，反正我不是記者，不用向老闆交差。很多時他們都樂意談」。秦偉眼中，菲律賓低下層人民有種達觀的隨和，經常跟他一邊喝土酒一邊罵穢話一邊發牢騷。
權貴箝制菲律賓命脈
秦偉說，不少貧民來自農村，菲律賓的土地多為大地主壟斷，農民只能當佃農或僱農，但收成有限，入不敷支，要借高利貸，只好到馬尼拉謀生，佔地建屋，慢慢聚成貧民窟。像由農村來到墳場居住多年的Marilia跟秦偉說：「我們是沒得選擇。」她跟女兒和外孫在墓地蓋了簡陋的鐵皮上蓋，兩旁懸上膠布，一家人睡在地板，牆上還掛着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菲律賓本來不是這樣，戰後六十年代經濟發展曾直逼日本，「以前香港好多人去菲律賓留學，尤其讀牙醫」。半世紀以來，菲律賓卻陷入貧窮、落後、貪污、腐敗，秦偉認為最主要是土地的問題。
「菲律賓以前是西班牙殖民地，當時的殖民政策好粗暴，今日菲律賓人連本來的名和姓都沒有了，都用西班牙文的。殖民地培植一批領地主和權貴，箝制着菲律賓的命脈，到菲律賓獨立，也沒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今天的統治精英、權力核心都有大地主背景」。菲律賓的政治經濟被百多個家族掌控，「他們通過民主選舉的跳板，取得權力」。甚至代代相傳。省長手握巨大的地方政經利益，選舉尤其激烈，大規模政治暗殺頻仍。
秦偉認為，菲律賓已是一個失效的政府。他聽過很多貧民訴說官僚和警察欺壓敲詐的故事，親身經歷的也有一次：「有次鐵路村的人趁復活節搞鬥雞賭錢，但阿sir（警察）嫌疏通的錢少，不准。村民不理，我拍攝他們鬥雞時，警方突發冚檔，大家四散，警方就抓了附近賣煙仔的村民，屈他鬥雞，拘留了很久。他的家人很擔心，我提議拿我拍的片去證明他無辜，他們都說不好，說警方一定充公所有器材，並會抓走片中所有人。」
仇恨是絕對不能療傷
秦偉只好去警署，說要保釋那個村民，「結果花了約兩百元港紙就搞妥，後來也沒告他」。他認為，不良的社會制度和失效的政府管治下，弱勢的人最無助。
8.23慘案發生前三天，秦偉才由馬尼拉回港；他參加了上星期日的大遊行，哀悼死難者。「這件事對每個人都是一道傷口」。他說的每個人，包括香港人，包括他的菲律賓朋友。但他相信，仇恨是絕對不能療傷。
一些醫生看過秦偉的照片後想幫忙，秦偉計劃帶他臨時組織的醫療隊，本月再到馬尼拉，為當地的貧民治病。
記者陳沛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