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出征高麗期間（西元649年）得了「癰疽」。中醫以為此症：「六腑不和則生癰，諸腑俞皆在背」，說這是周身血氣不通，腑氣不和，於是經絡為寒所侵，血壅不通，故結成癰；一旦再以熱氣加受，則肉血敗化為膿，很難治。以今事度之，像是因為壓力過大、免疫力下降而罹患的帶狀皰疹。這個病在古代，是很容易死人的，常見愛服食丹藥的人「疽發於背」，而著名的軍事家范增、種諤、曹休、宗澤也都死在這上頭，予人一種未必是巧合之感。
當時被授以輔佐太子監國重任的大臣劉洎可謂「憂慎戒懼，握火抱冰」，聽到唐太宗生病的軍報，不小心說了兩句話：「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根據《資治通鑒》的載錄，唐太宗聞知此言，非但不覺得劉洎忠耿，反而認為他心跡甚明，不過是急着要簇擁太子繼位──所謂「輔幼主行伊（尹）、霍（光）故事」。龍顏震怒之餘，當下賜劉洎自盡。
劉洎和唐太宗還有一個關於書法作品的小故事。據說太宗常在玄武門宴請三品以上的大臣，宴後太宗操筆作飛白書，遍賜群臣。由於酒興所致，不論失儀，大臣們紛紛攘奪起來。劉洎不與眾人爭執，反而欺身於御座之後，待太宗寫罷一幅，登時據為己有。大臣們喧囂不滿，都說這是僭越之極，坐大不敬之罪。太宗聞言卻大笑着說：「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留下了一段佳話。
這個宮廷君臣之間小插曲，是不是在唐太宗「癰疽」發作之時，有了另一層意義，是很耐人尋味的。《資治通鑒》的撰者司馬光對於這起「試圖竄立不成」的疑案自有心證，四個字：「或譖於上」──有人在皇帝跟前進讒言。這個人，據說就是著名的書法家褚遂良。
劉洎或是寃枉的，但是也不能無疑。蘇東坡有一篇著名的書法論〈書唐氏六家書後〉──所述有如法國人畢豐（Buffon）所謂的「風格即人格」（Lestyleestl'hommemême）；認為褚河南是一個忠臣，不至於有譖殺劉洎之舉。這是個「大判斷」，若只出於東坡喜愛褚字之「清遠蕭散」，能夠客觀而可信嗎？在這篇論書之文中，東坡還舉了智永禪師、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和張旭的書法，以及陶淵明的詩為例，以為藝術表現的骨氣自然生發，之於一個人的格調品行，是怎麼藏也藏不住的。東坡的結論環繞在「心正則筆正」上，並引伸出：「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竊斧」不是一個太生僻的典故，是否出於《韓非子》我不敢說。倒是在《列子．說符》和《呂氏春秋．去尤》裡都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人丟了斧子，怎麼找也找不到，他懷疑是鄰家子給偷去了。這人從此仔細觀察鄰家子的言行，怎麼看都覺得對方走路也像偷了斧子的模樣，說話也像偷了斧子的語氣，簡直就是個賊德行。過了不久，他不意間發現了自己丟掉的斧子，這時他再看鄰家子，又覺得那人的舉止毫無異狀，怎麼看又不像偷了斧子的樣子。
如果竊斧的故事說明了人之浸漬於成見的確不可自拔，那麼，現在更難解的謎來了：我們是先讀到劉洎受寃的故事比較好呢？還是先學會欣賞褚遂良的字比較好？對於歷史和藝術，我們所有的，恐怕都是先入為主的成見。
張大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