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刻》讀了蔡登山〈從一篇佚文看姜貴與蘇青的一段情〉後，才知道〈我與蘇青〉一文的作者謝九原是姜貴的化名。〈我與蘇青〉（1957）原在香港《上海日報》以「奇文共賞」的標目連載。如果我們不知「謝九」的底蘊，很容易把此文看作上海「八卦」。但事實正如蔡先生所說，〈我與蘇青〉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獻，不應等閒視之。」蘇青在汪政權時期的上海跟張愛玲時有往還。只要把這兩個當年紅極一時的女作家身世比對一下，就可看出〈我與蘇青〉一文的歷史價值。
姜貴（1908-1980）的長篇小說《旋風》1952年脫稿，先後得到胡適和高陽的讚賞。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給予這樣的評價：姜貴「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溫情主義的俗套，可說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
姜貴行伍出身，是湯恩伯（1898-1954）將軍部下的一名上校，大陸撤退時隨國民政府遷台，經商失敗後賣文為活。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跟台灣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一道到台南去看他。沈先生事先告訴我，姜貴的生活相當清苦，吃也吃不好。我們決定要好好的招呼老先生吃一頓。事隔多年，當天吃了些甚麼，不復記憶，只記得老先生善飲，啤酒一杯接一杯的喝着，可是話不多，滿懷心事似的。看來作家的作品即使「負時譽」，如無經濟基礎，還要為衣食憂的話，一點也不「風光」。
〈我與蘇青〉是這麼開頭的：「民國三十四年九月間，我帶着整整八年的大後方的泥土氣，到了上海。我在虹口一座大樓裏擔任一個片刻不能離開的內勤工作。我的『部下』有六個打字員，恰好三男三女。」姜貴當時的身份，想是國民政府的一位「接收大員」。有一次上校跟他的「部下」閒聊，談到淪陷期間上海的文藝出品物，問有甚麼作品值得看的。一位女打字員推薦了蘇青的《結婚十年》，認為人生在世，不讀此書，「真是天大的寃枉」。姜貴看後，印象深刻，覺得她「文筆犀利，而精於組織，把夫婦間許多瑣事，寫得那般生動，引人入勝，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他不時在小報上看到對她的攻擊，一說她「有狐臭」，一說她「纏過腳」。
張愛玲在〈我看蘇青〉（1945）一文，談自己的篇幅遠比蘇青的多。但有些話出人意表：「如果必須把女人作者特別分作一檔來評價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許多人，對於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裏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
如果蘇青不是跟陳公博等「問題人物」混上，她「狐臭」和「纏足」的私隱不一定夠得上成為八卦新聞。依〈我與蘇青〉所記，陳公博槍斃暴屍的照片在報上刊出來後，蘇青看到嚇破了膽。這時她跟姜貴已經同居了一段日子。她告訴姜貴，陳公博前後親筆給她寫了三十多封信，她都珍藏在銀行保險櫃裏。現在這些「證物」當然得燒毀。陳公博掌權期間，她曾是「上海市府的專員」。「陳公博送給她的是一本復興銀行的支票簿，每張都已簽字蓋章，只等她填上數字，便可以支現。」
讀姜貴的〈我與蘇青〉，自然聯想到張愛玲與胡蘭成的關係。姜貴看了〈結婚十年〉後，雖然知道作者受到小報的攻擊，出於「憐才」之念，最後還是寫信安慰她，告訴她李清照生前死後，也曾受過不少的詆毀。姜貴在這階段顯然不知道蘇青與陳公博的內情。如果知道，這位代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民黨軍官跟「附奸」女子的往來會不會發展到同居關係？我們還是就事論事好了。一天晚上，姜貴和蘇青暫住的寓所來了一個日本人，是他們的鄰居。他抱着留聲機和許多唱片來訪：
他正襟危坐，老僧入定般一張一張唱給我們聽。那局面也頗奇特。蘇青注視那日本人，她恐怕我不喜歡他，便說：「不管他們從前怎樣，現在他們失敗，他們內心痛苦，我們應當同情他們。」這句話，使我很受感動。可能因為她是有這般的偉大精神和豐富的情感，所以她才能寫文章，她的文章才能動人。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蔣介石宣佈對日本人「以德報怨」。大概因為陳公博不是日本人，所以血濺法場。周作人在敵偽時期的北京任過職，可能因為官位不像陳公博那麼「顯赫」，免了一死，判刑十年。雖然蘇青的名氣在敵偽時期的上海跟張愛玲平起平坐，今天大概只有「學者」才看《結婚十年》了。〈金鎖記〉和〈傾城之戀〉的名氣卻不斷冒升。張氏的身世和著作近年已成「顯學」。如果不是盛名之累，她跟胡蘭成相處那段日子不會一再被抖出來算賬。何滿子不原諒她在國難當頭時投入大漢奸的懷抱，「卿卿我我，置民族大義於不顧」。張愛玲遇人不淑，如果guiltybyassociation的罪名可以成立，她絕無可能拿着到香港大學「復學」的證件離開上海到香港來。這樣說，張愛玲既沒「狐臭」，也沒纏過腳。
南方朔在〈從張愛玲談到漢奸論〉說，「而一講到『忠』、『奸』，只要是中國人，就難免多多少少會有點手足無措的尷尬。……戰爭的野蠻會讓一切不合理都被歌頌，抗日時的殺漢奸、後來的懲治漢奸，以及到了後來在文化上的刨除漢奸，這不是中國多漢奸，而是人們用漢奸的標準，塑造出大量漢奸。」蘇青有一次問張愛玲將來會不會有一個理想國家出現。張愛玲回答說：「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許多年。即使我們看得見的話，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劉紹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