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了家，終於打開了塵封十幾年的書箱，一箱一箱的上架，好像開啟一扇扇回憶的窗戶，看到昔日讀書的景況。好幾箱是荷馬與古希臘文學，居然有十來種不同的《伊里亞德》與《奧迪塞》英譯，有我最早讀的企鵝版Rieu譯本，有他兒子過了半個世紀之後的企鵝修訂本，有RichmondLattimore譯本、RobertFitzgerald譯本、RobertFagles譯本（這本譯的最好），還有些名不見經傳的譯本，是當年嫌自己沒學古希臘文，陸續買來做比較的。記得曾在新英格蘭的舊書鋪裏買過AlexanderPope及濟慈極口稱譽的Chapman譯本，不知怎麼就找不到了，也許是混在別箱裏，正像奧迪修斯那樣，在漂泊中渴望回到古希臘的書堆裏。翻著翻著，翻出了一箱馮友蘭的著作，有《三松堂全集》十四冊、《貞元六書》、以及我六零年代在台灣買的盜版禁書《中國哲學史》、《人生哲學》，還有一些零星的小冊子及有關馮友蘭的研究。小冊子當中，有一本馮友蘭在批林批孔期間出版的《論孔丘》。這本書是1975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32開本，共六萬八千字，123頁，定價0.31元。我還記得，這本赭紅色書皮、裝幀大方小冊子，是我在1976年夏天初訪大陸時買的，書前扉頁還寫下了購書的時間。
隨手翻翻，就出現了這樣的字句：「我覺得心情越來越輕鬆愉快，覺得能夠同革命群眾一起批林批孔，這是很大的幸福。」「像我這樣一個受孔丘思想的毒害如此之深的人，如果不積極參加批林批孔，怎麼能夠肅清孔丘思想在我頭腦中的毒害？怎麼能夠解除孔丘思想加於我的精神枷鎖？事實上，我做過一次批林批孔，就覺得眼界為之一濶，精神為之一振。」很難想像，馮友蘭這樣的當代儒宗，在「萬馬齊喑」的時代，即使是受了威迫利誘，會講出如此「革命」的激烈言論。孟子不是說過，「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嗎？馮先生寫這本書的時候已經八十歲了，比孔子「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還多活了七八歲，是怎麼突然思想革命，腦袋開竅，眼界頓開，精神振作的呢？他還特別說到，自己的批孔文章受到黨的重視，《光明日報》轉載不說，還冠之以「編者按」，讓他如沐春風，十分感動，為此而賦詩明志：「怪道春來花滿枝，滿園爛熳賀芳時。含苞才露嫩紅色，便有春風著意吹。」
再翻翻馮先生早年的《中國哲學史》（上卷於1931年出版），其中有一節「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說孔子是教育家，「他講學目的，在於養成『人』，養成為國家服務之人……」「他創立，至少亦發揚光大，中國之非農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之階級。」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超過了蘇格拉底在西洋歷史上的地位。過了四十多年，在《論孔丘》的最後一節「歷史的結論」中，馮先生卻大罵孔子既「偽」且「盜」，並說「偽和盜是一切反動的剝削階級及其反動的知識分子所有的共同的、基本的罪行。就中國說，孔丘是為這種罪行辯護的祖師爺。」四十年間，中國經歷了抗日戰爭與各種革命運動，孔子在馮友蘭的筆下，也就「天翻地覆慨而慷」，從碧落掉到了黃泉。
有趣的是，厚厚十四冊的《三松堂全集》中，芝麻綠豆的便條文字都收，連他寄了一本《論孔丘》給吉川幸次郎的信（1975年12月）也收入了，卻沒有收進《論孔丘》這本書。或許馮先生晚年「自慚老作」，回歸儒學傳統，繼續當他的儒宗，把《論孔丘》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裏了。
文：鄭培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