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工會領袖來說，成功爭取最低工資立法，成功把最低工資的規定寫進勞工法例中是一項來之不易的成就。不少工會領袖從滿頭青絲變成半頭白髮才終於看到這個日子，才終於為工人爭取到這項基本權利，他們感到興奮、感到高興是正常不過的事。問題是這項政治勝利是要付出代價的，是可能帶來沉重經濟代價的，不管是工會、中小企業、大企業都該小心評估法例的後果及影響。工會不要貪勝不知輸，企業也不要反應過激，以免本地經濟蒙受過大的衝擊。
最低工資法例對香港經濟體系的衝擊是多層次的，是深遠的，任何人都不應小覷。首先從主觀角度看，最低工資法跟香港珍視、倚重的自由經濟體系是矛盾的，是不相符的。二次大戰以來，香港經濟飛躍發展，靠的主要是一代一代港人的辛勤勞動及優良有效率的自由經濟體系。正因為政府干預少，經濟上多個因素，各個環節都能各盡所能，因應時勢及大環境的變化作調整，以最靈活彈性的方法克服一個又一個困難，戰勝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經濟動盪，成功令香港躋身發達經濟體的行列。引進最低工資法例後，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及彈性將大大減弱，連帶整個經濟體系應對逆境及變化的能力也大為降低。這樣的結果即使滿懷善意的工會領袖、代表也不該忽視。
重要的是，削弱自由經濟體系，削弱經濟體系的彈性不僅是個觀感式概念問題，更會影響投資者的信心及投資決定。跟內地大城市相比，香港的成本高昂；跟其他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相比，香港的科研技術水平低，產業狹窄，人才不夠豐富多樣。近十多年來香港經濟仍能維持增長，仍能維持一定的競爭力，靠的是制度上的優勢，靠的是最自由經濟體這塊「金漆招牌」。引進最低工資法後，香港這方面的優勢已大為縮減，香港特區政府對企業的規範管制已跟大部份競爭對手相差不遠。當投資者發現香港的優勢大減時，他們自然會重新考慮投資上的部署，他們自然會把目光轉向其他大城市包括內地的大城市，令香港越來越難吸納新的投資。
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特別就香港最低工資立法問題做了一個專題報道，指出引入有關法例是在進一步削弱香港的自由市場體制，是在增強政府、政黨、政治力量對經濟及企業的干預，令經濟及企業面對更多限制與規管。只要越來越多投資者認同《經濟學人》的觀點，香港就有可能在下一輪國際經濟競爭中落後，失去增長動力。
除了整體經濟可能因最低工資立法受打擊外，中小企業、競爭力較低的工人也有可能成為犧牲品。應該看到，租金及工人薪金是中小企業兩項最重大的支出，近一年店舖及辦公室租金已大幅飆升，削弱中小企的生存能力。假若工資水平再因為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過高而上升，中、小企業便要面對前後夾擊之苦，甚至可能因經營成本過高而被迫結業。另一方面，中小企業肯定會因應過高的最低工資水平而重新調整工作安排及職位，減少聘用人手以控制成本。一些低學歷、低技術或年齡較大的工人往往首當其衝，被企業辭退。而在失去工作後，這些競爭力較弱的工人可能長時間無法再進入勞工市場，只能靠社會福利維持生活。這些經濟、社會代價任何人都必須正視，都必須小心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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