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條例草案在立法會審議表決，最終獲通過殆無疑問，因為即使警告立法將會出現裁員潮的商界議員黃宜弘，也表示由於法案由政府提出，他們這些功能組別議員無從發揮把關作用，最後他也在首讀、二讀投下贊成票。從他這個口頭反對卻舉手贊成的行動，可以充份看到由公司票產生的功能組別議員，只是政府的投票部隊，本人並無按自己意願投票的意志，又或是他根本沒有這種權力，因為他的公司票是由阿爺操縱的，支持政府是他們的必然義務。
扯遠了。回頭看最低工資立法。早前大家樂快餐集團老闆陳裕光說，若最低工資定為33元，大家樂就相當於提高其13,000前線員工的工資50%，大家樂因此要發盈警。他的言論受到勞工界議員斥為「無良僱主」。
但筆者相信，以大家樂對經營環境的適應能力，它的盈利未必會倒退。因為它可以採取適當提高食品價錢，用一次即棄的膠匙、木筷子、紙碗碟來減少清潔員工，用自動售票機來代替人手等等，最終受影響的是低層勞工的就業。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如沒有大學學歷、願意不計工資只求找一份工的青年、少數族裔、退休而仍願意不計報酬工作的人士、願意到便利店做來港第一份工的女性新移民，他們將會在僱主必須按最低工資請人的情況下，失去競爭力。
剛出社會工作，許多人都是只求有一份工，最重要是「學到嘢」。這其實也是許多父母對剛踏足社會的子女的期望。前兩天，孫柏文在他報撰文說他有個髮型師朋友，會請些年輕人做學徒，這些學徒的工資固然可恥，但他們在掃地、洗頭之餘，也會理髮了，歷年這朋友訓練了不少髮型師。最低工資立法後，這朋友說，學徒的人工會倍升，不過他們就會全程掃地、洗頭，做足薪金要交的貨，學嘢？誰還會教他們？
最低工資立法，堵塞了許多邊緣勞工謀求自力更生的通道，剝奪了這些人選擇不領取綜援的權利。它可能會使一些在勞工市場仍有競爭能力的人略為提高薪資，但社會就少了讓人學一門手藝求上進的機會。
最低工資立法不會影響大企業，如跨國金融集團、大銀行、大型公共企業，他們大部份員工的薪資都高過最低工資所定標準。經營超市的大集團，也會採取諸如減少人手或略提貨價的一些應變措施來維護自身利益。
最低工資立法最受影響的除了邊緣勞工，就是中小企業，比如經營茶餐廳之類。政府政策向大地產商傾斜、樓價租金不斷提升，他們經營小生意已困難，現再加上最低工資，就使現有中小企或有意創業者更感難捱了。
最低工資將家庭外傭排除在外，突顯了這國際城市對外勞的歧視和不公平。但如果將外傭包括在內，又會使許多家庭難以負擔。這是最低工資的兩難。
許多國家實行最低工資的經驗，都證明設立最低工資會增加失業率，亦會拉闊貧富差距。但這些國家都沒有香港面對的問題：新移民、高地價、弱勢社群缺乏照顧，尤其是，政府缺乏民主制度的制衡，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成為損害香港自由經濟的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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